不久前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离开了位于枫丹白露的凡尔赛宫，搭郊区火车回到了巴黎。刚刚走出了火车站不远，无意之中一抬头，一个十字街头的普通绿色路牌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上面分明是“左拉大街”几个大字。

虽然来法国之前临时恶补了几天号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的法语水平不用说还是处于“蒙查查”的阶段，但这几个法文字却是明白无误地不但让我看懂 了，也让我愣住了——头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我竟然站立在路牌下面，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幸亏身边的她懂法语，不但一直 耐心地等待，还娓娓告诉我说除了这里之外，不远处还有巴尔扎克大街，罗丹雕塑博物馆等等不少用作家，艺术家命名的地方，巴黎人为他们深感骄傲，并借此表示 对这些法兰西文化巨人永久的怀念……

回旅馆的路上，我顾不得欣赏香榭丽舍大街上流动的衣香鬓影，脑子里只有一个问号在不停地旋转：我们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可有一条李白大街？可有一个杜甫广 场？回想一下我生活过和曾经到过的许多大小城市里，除了无数的东方红广场，解放桥，红旗大街，中山路，东风市场，群众影院，工人体育馆，共青城，就是毛泽 东号机车组，雷锋班，硬骨头六连，再加上这些年出现的散发着政治僵尸和恶俗铜臭味的“毛家菜馆”，“红卫兵饭店”等等，偌大的国家里几乎找不到多少４９以 来用文化人命名的公园，学校和公共建筑。难道我们四千年的文明古国就没有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巨人？就没有足以体现中华文化的思想泰斗？就找不出让世人仰慕 的近现代艺术大家？

答案是当然有，但却几乎没有多少以他们命名的地方。别的不必说了，全国有多少戏迷？可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没有一所马连良大戏院；上海的市中心广场上看不到一 座赵丹雕像；合肥城里更缺少一座严凤英戏剧学院。无论对于这些受尽屈辱又被暴政迫害致死的艺术大师们还是全国无数的戏迷来说，这都是不公平的。

俄国的莫斯科有闻名于世的普希金广场。虽然历经最残酷的斯大林时代，大诗人的铜像一直屹立在广场中央。就连暴君斯大林和他手下的东厂，令人闻之丧胆的锦衣 卫契卡，都从来没有想到过把勇敢地高歌自由的普希金从俄国人的脑子里抹掉。相比之下，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却没有用郑板桥徐悲鸿齐白石来命名的一条大街， 或者用王羲之苏东坡李清照来命名的一所大学，也许他们并没有像普希金一样的自由理想，但他们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假如用他们来命名一个地 方，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比那些“红旗路”“东风大街”之类的名称更有意义得多。

即便不能用文化人来命名，用一些能开拓民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地名也是一个好办法。可惜，类似台北的“忠孝东路”，“廉耻北街”之类的地名不是在国内可 以找得到的。“自由路”，“民生路”在国内我倒是见过好几条，却又都是４９年以前就有的老地名了。颇有点讽刺的是，在国内的饭店里，我倒时常看到一道叫做 “东坡肉”的菜名。北京新建的“老舍茶馆”还没有去过，不敢妄言。只希望那里商业气味不要太浓，介绍中能够不隐瞒老舍先生这样一个曾经那样“积极要求进 步”的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就算功德无量了。

除了吃喝的文化之外，中国人一向还是崇尚个人迷信的民族，但往往只是崇拜胜王败寇的帝王将相。到了如今这个畸形发展的时代，情形更是匪夷所思。许多伟大的艺 术家，思想家们对于中华文明的不朽贡献，远远没有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官员们和他们的家属那样受到各级当局的重视。看看一些贫困县城里那些浪费纳税人大量的 金钱滥建起来的豪华办公大厦和政府广场，还有他们那些早就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超现代化的别墅和住宅楼，除了令人们叹息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当然，历史上的 文化名人也有忽然受宠的时候。最近海外许多国家突然冒出来了一批中方官办的“孔子学院”……可怜老夫子一会被毁墓砸碑，批判得一钱不值，一会又被捧上了 天，成了文化统战工具。老先生若能再生，站在早被严重污染的黄浦江边上，望着发黑发臭的河水中飘过的一群一群翻了白肚的死猪，不知道又该发出甚么样的“逝者 如斯夫……”的感慨了。

这还不算，近日在武汉竟然出现了地方政府计划公开拍卖街道地名的事情。大概不用多久，那些本来有着历史性，文化性的地名就会变成了索尼宝马路，郎酒胃泰街 了。在一个人心躁动，急功近利，历史真相长期被故意扭曲的社会氛围里长大的人们一切向钱看倒也罢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只有“知道分子”，却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知识分子，更没有独立的文化和思想的时代。在连大学和医院这样的地方都浸满了铜臭味的社会里，人们还能指望什么样的文化气息呢？令人感到意外和痛惜的 是，在长江黄河洞庭太湖长白山先后受到严重污染破坏，举世无双的三峡又被糟蹋之后，如今连古老优美的中国文字本身也在劫难逃，日益受到浅薄，庸俗的世风侵 害和污染。近年来不断有国内所谓的专家学者公开宣称，要取消三个最常用词“的地得”之间的不同用法，理由是既然口语中这三个字的发音一样，书面上也就应该 加以简化，统统以“的”字代之等等。据说连国内如今的全国语文高考中也早就淡化模糊对这三个关键字的要求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后代子孙，将面临着甚么样被无知和功利主义阉割了的文化遗产？绵延了四千多年的古老中华文明，会不会就这 样葬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假如明年中国的中学教科书里公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昨天你的讲话好的很。我记的很清楚，你分析的非常的全面， 值的表扬……”若干年之后，孩子们还能够看得懂三十年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吗？他们还能够写得出一封清通的中文书信吗？想到过去的文字改革中出现的“鸡蛋” “元旦”“一旦两通”的情形，真不知道让人是该哭还是该笑。

世界文明是相通的，在不断的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互相产生影响。语言文字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也是正常的现象，只要这种发展符合客观规律就会被人们接 受。比如词汇方面，今天的汉语里有新增加的“电脑，太空，白领，写字楼……”等等；语法方面，古汉语里并没有今天通用的“的地得”和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 它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借鉴当代英文文法发展起来的汉语白话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它们的用法早已约定俗成，成为现代汉语的一 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精确地表达写作者思想的意义上来看，它们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对于在海外长大的华裔孩子们来说，只要掌握了正确的英文文法写 作基本知识，熟练地应用中文里的“的地得”的不同用法并非难事，反之亦然。实际上，和有繁琐的“性数格”变化的俄文相比较，中文里“的地得”三个字的用法 实在是简单太多了。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有著名的“一语说”，即不论写景还是叙事刻画人物，永远仅有“一个”最恰当，最精确的字眼， 绝无第二个。一个认真的写作者，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到这个唯一的字眼。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入室弟子莫伯桑，也是莫伯桑成为一代文学大师的重要原 因之一。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有类似精益求精的传统。大家熟知的“僧‘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典故，后来诗人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无比激 动正是这种一丝不苟治学精神的体现。现在人们忘记了这一切，连最基本的“的地得”不同用法都可以随便抛弃掉。照这样继续胡乱“简化”下去，我们美丽的中文 最后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呢？

看来身在海外，享有思想言论写作自由，又愿意关切中国命运的读书人，不但要为了祖国的政治民主进程大声疾呼，还要为了我们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延续传承打一场“的地得”保卫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