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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描述令我震惊，感动不已：
“俄国19世纪的文艺沙龙是上层精英和知识界代表的聚会场所，男士们穿燕尾服，女士们穿礼服或舞会服装，不闲谈，不打牌，不胡闹；有舞会宴饮，但主要是音乐、戏剧表演，话题涉及宗教、科学、历史、哲学、法学、艺术，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及俄国的前途、俄国的道路。”
俄国人毕竟是俄国人。过去颇不理解为啥前苏联倒台前夕，连军警宪都抗命倒戈，不肯向自由派的代表叶利钦开枪，再继续看看下面引用的这几段， 似乎可以得到某种答案了。
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 所以才有六四，才有反右文革亩产万斤的卫星，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而且至今死不承认饿死几千万人-------
尤其不幸的是，中国有太多的大大小小的慈禧江青之类的女人，太少， 或许根本没有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十二月党人妻子们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来自巴黎文艺沙龙。在巴黎和欧洲各国首都，文艺沙龙是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文学、诗歌、哲学、政治领域各种思想的孵化器。法国自由思想的天才大师们，在沙龙里面找到了自己最安全、最自由、最灵感飞扬的场合，而这种场合的灵魂往往是沙龙女主人。正是这些沙龙女主人靠她们的美貌，靠她们天生的艺术嗅觉和审美秉赋，靠她们善解人意、优雅聪明，靠她们特殊的语言天赋，能把男人们深邃、抽象、奇特的思想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话题。
“法国启蒙运动的才子、大师们，背后全都站着沙龙女主人。启蒙时代几乎每一个杰出男性的成就和荣誉都闪烁者沙龙女主人和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光辉：拉罗什富科与拉法耶特夫人，达朗贝尔与莱丝比纳斯小姐，夏多布里昂与瑞米卡耶夫人，卢梭与华伦夫人，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法国十八世纪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有一本重要著作《十八世纪的妇女》，他们在序文中写到：从1800年到1879年，女性是法国思想界的国王。所有的目光都仰望着她们，所有的心灵都向往着她们，所有的诗歌、散文、画笔、雕刻刀都奉献给她们；她们是诗歌的源泉，她们的是神圣的本质，她们是艺术的堡垒，她们是人类真善美的象征。托克维尔也盛赞法国妇女：如果没有她们，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将无从说起。
“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十九世纪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文艺沙龙，十二月党人拥有其中两个著名沙龙，一个是“俄罗斯文学自由爱好者协会”沙龙，普希金等都是他们的常客；另一个是“绿灯社”，聚会的时候，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绿色吊灯。绿色在俄国传统思想里象征生命、希望和自由——他们于是自称“绿灯社”。绿灯社在1917年后中断，后来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夫妇在巴黎重新恢复了这个百年老社。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沙龙女主人有几位非常著名，一位是叶拉金娜，她的客人包括普希金、果戈理、格里鲍耶陀夫、赫尔岑、屠格涅夫和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奇。另一个是卡娜姆辛娜，大作家卡娜姆辛的女儿，她和丈夫坚持了25年的文艺沙龙。第三个叫沃尔康斯卡娅，她自己就是一名杰出诗人，创作过诗剧《贞德》、长诗《奥莉加》和法文自传体长篇小说《劳拉》，普希金曾把《茨冈人》献给她。还有一个叫奥多耶夫娜，她和丈夫每周六在彼得堡家中举办音乐艺术聚会。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实际上是俄国19世纪各种思想的舞台。当下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沙龙，在座的黄珂的黄宅就是一个沙龙，只是还缺少一位沙龙女主人（“当胪仍是卓文君”）。俄国19世纪的文艺沙龙是上层精英和知识界代表的聚会场所，男士们穿燕尾服，女士们穿礼服或舞会服装，不闲谈，不打牌，不胡闹；有舞会宴饮，但主要是音乐、戏剧表演，话题涉及宗教、科学、历史、哲学、法学、艺术，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及俄国的前途、俄国的道路。莫斯科和彼得堡两所大学都有沙龙，称为“小组”，著名的有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它们都是19世纪俄国产生思想巨人的地方。
“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她们虽然都不是文艺沙龙的女主持人，但是经常跟随丈夫出入沙龙，对丈夫的思想一点都不陌生。我完全赞同张思之先生的看法，十二月党人是为了他们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牺牲，他们的妻子们不仅理解和成全丈夫们的事业，同时还理解和成全他们的悲剧和失败，理解并跟随他们的苦难和死亡。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爱情，它追求幸福，也朝向苦难。这种爱情不仅是幸福的象征，也是悲剧、失败和死亡的伴侣。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创造出这种无与伦比的爱情，她们因此使自己永远年轻，美丽，不朽。几乎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和文豪都含泪赞颂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低下他们高傲的头。”
（ 王康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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