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石：新年Blue

　　２００８年的最后１０分钟，是在“忙忙碌碌”中过去的，忙着给预先排好的酒杯注入晶莹剔透的酒液，忙着把泛着泡沫的杯子一一送到众人手上，忙着把电视机从玩游戏的孩子们手里抢回来……蓦然回首，水晶球已在缓缓落下，５，４，３，２，１，“Ｈａｐｐｙ　Ｎｅｗ　Ｙｅａｒ！”伴随着这声欢呼，是此起彼落的祝福声。

　　２００８年就这么过去了，年初的时候，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也是这么一群人，那时占据着大家注意力的是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一年后，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我们这群人，在北美的这片土地上奋斗了二十年，逐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想到，步入中年之后，却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仿佛重新打回了起点。我们其中的很多人，有生第一次，从骨子里往外渗透恐惧，因为对未来的渺茫，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

　　因为，我们不再年轻！

　　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才真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我说“年轻是一笔财富”这句话时隐藏着的悲哀和无奈。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变化，信心十足地调整自己，成竹在胸地迎接挑战。现在呢？

　　我自己和一些朋友们，正巧落在了这场金融风暴的中心。在这个庞大的金融机器中，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垫圈和螺丝；当这个系统正常运作时，我们是被完全忽略的一群，（我们曾自嘲自己是小数点后可忽略的那个数。）；当现行的次序在风暴中被冲得七零八落之后，面对质疑和诟病，我们却有口难言。夜深人静，忙完一天的琐事之后，心里也会暗暗质疑，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意义究竟在哪里？

　　２００９年的金融界，一切都是未知数。旧的次序已经打破，新的行规有待建立，对于一个从业人员来说，不仅是迷茫，更存着一份恐惧。然而ｌｉｆｅ　ｇｏｅｓ　ｏｎ，治疗沮丧症的最好方法，我以为，还是找点事来做。这就是写此文的动机，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思考写下来，不为悬壶济世，只博一（遗）笑大方，姑且算作狂人呓语吧。

　　自由经济的代价

　　二战后，西方经济借着战后重建的契机，各国政府以扩张性经济政策作为主导，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后２０余年的经济繁荣，为西方阵营在与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７０年代后，几家主要西方经济先后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局面，即所谓的“滞涨”。７０年代末，铁娘子撒切尔率先改弦更张，将对立的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在美国，从８０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以后，也逐步走上了信奉自由市场为万能药的同一条轨道。

　　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又称货币学派），其核心是主张市场不应该有政府干涉，其手段是以稳定货币为武器，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其雷打不动的核心信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９０年代中后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经过长时期积累终于“井喷”，孕育了持续经年的低通胀且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阶段。虽然后来“网络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但低通胀让格林斯潘有恃无恐地降低利率，用廉价的货币，以房地产做中介，继续维持了近１０年的繁荣。

　　每一个理论，都有自己的体系，这包含了形成理论基石的最原始的假设。如果实际与这些假设吻合或相近，理论的运用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反之，结果则难以预测。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而价格则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如果步步深究下去，自由市场的理论基于这样几个前提：（１）市场是完全的，没有从市场以外获得资源（财富）的途径；（２）市场的参与者是独立的，不存在私下沟通的途径；（３）没有信息传播的障碍，任何消息都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所有人并因而放映在资源价格上；（４）任何市场行为，都是在理性的状态下完成的。以这些标准衡量，现实的市场和理想的市场存在明显区别。

　　过去的１０年里，政府恰恰忽视了这种差距的存在，金融政策的导向一直以“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为核心，结果是导致了市场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彻底丧失理智，陷入无序的状态。在市场本身难以自拔的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施重手，全面介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局面。弗里德曼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政府之于市场的作用，我以为在于调控，通过立法和维法来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现在这个局面，显然只是解决危机的应急措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政府既是市场的监督，也是市场的一员，这种双重身份，有可能彻底摧毁市场已经被严重损害的信用体系。相信美国的选民也不会认同这种“国有化”的措施，如何解套，将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物极必反。以意识形态来解决经济问题，共产主义的苏俄和中国曾一败涂地，保守主义者的下场也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对冲基金神话不再

　　过去的２０年，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致曾经占市场主导的投资银行逐步失去了话语权。

　　对冲基金在最近几年所创造的奇迹，我曾觉得不可思议。９０年代的时候，对冲基金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以统计方法为工具，借用计算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寻找价位落差获利，让对冲基金取得了可观的高回报，并一举助成了一个新型产业。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着市场越来越拥挤，可操作空间逐步被打压，近年来，对出错的容许度已经象一张纸那么薄。这样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年年１５％的回报率，非神人不可。

　　即使是神人，也不可能总不出错。所以对冲基金只能是在增加ｌｅｖｅｒａｇｅ的那条道上越走越远。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高杠杆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运作资本是靠抵押借贷而来的，这进一步限制了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ｅｒｒｏｒｓ。最终的结果是给市场增加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市场的波动性因而被进一步放大。为对冲基金唱赞歌的人，常常会指出因为对冲基金的存在而使市场更有效率。正面作用不可否认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为的“振荡效应”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的合理性。放任对冲基金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买空卖空，违背了公平交易这一市场赖以生存的基本准则。

　　长久以来，对冲基金凭着高回报的神话，一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不但收取高昂的费用，还动不动拒人于千里之外。投资者们打破了头往里钻，侥幸钻进了门的拍额相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好不容易进去了，什么时候退出，也同样身不由己。在市场大滑坡的情形下，对冲基金的高杠杆引起雪崩效应，使很多基金不得不关闭来应对投资者的挤兑。经历过这一波变动，相信以后投资者们再选择基金的时候会多个心眼。对冲基金的经理们也不会再那么理直气壮地大把收钱了。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界的报酬（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结构。

　　一直以来，对冲基金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任何对其调控的企图。而政府网开一面，睁一眼闭一眼，于是就有了麦道夫的丑闻。经此一案，对基金疏于管理的现象当有所改善。期待新一届国会将有相应的立法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