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杨：嫁妆

一大早，我就把一块提花毛毯拿出去晒。毛毯从正面看红花白底，反过来白花红底，边上镶着暗红的缎边。这些年来，春天一到我都要把它整理收好。看着它，我忍不住想，二十多年的记忆啊。

 
八十年代末，国内的物资供应和以前相比虽然丰富了，但人们心有余悸，还是喜欢那些能经得起磨损的东西。父亲的收入在那段时间明显好转。每次我回去探亲，总会注意到家里又添置了一些新东西。大到电视、床罩、窗帘、沙发、配套的沙发罩布，小到雨伞、脸盆、饭盒、碗筷。在原先黯淡的家里，那些新东西像一朵朵颜色鲜艳的花，让我总忍不住惊诧。母亲是一切变化后的魔术师，她不动声色，心中有着详细的计划，要把每个角落都变新变美。

有年冬天，舅父到北京出差，给我捎来了两块纯羊毛毛毯，说是我母亲托他买的。舅父在天津某商业部门工作，毛毯是找人从内部买的。春节到了，我回到太原，将毛毯交给了母亲，她转身便把它们放到一只黄漆的箱子里。箱子仅仅开合了一下，一股浓重的樟脑味立刻就溢散开来。家里有四只箱子，两只黑色，两只黄色。黑色的是家传，黄色的我也一直以为是家传。穷家值万贯。我小时候，总见她把那些所谓贵重的东西放进去，像我父亲的旧呢大衣，毛围巾，皮手套，她为我们做的新衣。但箱子从不上锁。黑箱子结实沉重，两只并靠，有客人来时，会当成床用。那两只黄箱子就单薄多了，漆色磨损，已掩盖不住木头黑色的瘤结，用手一拍，箱盖还会像鼓面一样轻轻发颤。我哥哥姐姐的孩子们小时，有次高兴起来，曾踩在上面追打。母亲见状骂道：祖宗，我的箱子总要倒塌在你们手里！

几年之后，我结婚了。和先生回太原时，父母将我们叫到一处，讲了一通夫妻间相携相敬的道理。我起初有些尴尬，然后难过起来，突然懂得从前的女子为什么会哭嫁，其实是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在父母的膝下无忧无虑地承欢。母亲一直默不做声，等父亲讲完，才拿出一叠钱，说：这是我们和你哥哥姐姐凑的，你们刚开始立人家，什么都缺，回去后买个电视吧。她又拿过一只塑料袋，里面正是我上次带回来的一张毛毯，说：这是我为你和你姐姐准备的，一人一条，花样都一样，毯子很坚实，是你舅舅托人专门买的。

母亲把居家过日子称为"立人家"。靠着先生早先打好的一些家具，一个电视机，一个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煤气炉，两人的旧书，我和先生在北京的筒子楼里立起了人家。我在女儿出生后，因为先生要参加培训，被母亲接回太原，照顾了一段时间。我们要回北京时，母亲又从那只黄箱子里拿出几件衣服，其中有她亲手做的一件红花布旗袍，一件老式的黄绸斗篷。那斗篷从我大姐开始，裹过我们家里的每个孩子，到我女儿时，已经是第九次了。几十年的磨损，没磨坏斗篷绵密结实的针脚，也洗不去绸料的色彩和美丽。只有在一个角上，一块红渍像朵花般浅浅地印着，母亲说她不知在哪次拆洗时染了色。虽然小孩儿的衣服在商店里能够买到，但我对那两件衣服一直深深喜爱，曾不止一次怀着一种骄傲告诉朋友同事，那是我母亲亲手做的。回到北京时还是初春，我就常用斗篷裹着女儿。夏天时，先生在我的自行车后装了一个小竹椅。穿着小旗袍的女儿，就坐在上面，咿咿呀呀地在我身后自语和唱歌。有次她突然唱起了罗大佑的歌："东方猪猪，我的爱人。"

再过几年，先生得到了加拿大的奖学金，离开了国内。半年过去，我开始申请探亲，奔跑在公证处、照相馆、使馆、公安局。签证到手后，电视机卖了，自行车丢了，煤气罐还给了朋友，书送回了太原，最后只剩下两个挎包和四只巨大的旅行箱。多带点儿，多带点儿，亲友们全这么对我说。我把每一只箱子都装到了航空公司所能允许的极限。那块毛毯，有几斤重，我却横竖也丢不下，用被罩套好，放在箱底。

就这样，毛毯跟着我来到了加拿大。以后的每年春天，我会将被罩换下拆洗，因为母亲说过，毛毯不能随便洗，洗一次会掉一次毛，会越来越薄。

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往昔的生活，越来越像一场温暖遥远的梦。亲情的记忆，也因此一丝一缕珍贵起来，令我惆怅想念。那毯子真像我母亲预言的一样，坚实如故。十几年的时光之后，只有两边的缎带略略脱了线，有次我用细密的针线撩好，它依然花是花，叶是叶，像刚从母亲手里接过时一样。

去年回国，我见那两只黄色的箱子依然被母亲保存着，不禁笑了起来。这些年因为不曾上过漆，它们看上去更加古旧，像不能再承受一点时光。我对母亲说："这两只箱子也太老了，妈，你怎么还不扔掉？"

她笑了起来，但奇怪的是，从那重重皱纹里流溢出来的，还有一种羞涩。她说："那可不行，这两只箱子可结实了，是樟木做的，我的嫁妆。"

我像心中被什么紧紧抓了一把，一时无语。

母亲生于一个变迁动荡的时代。灾难，饥荒，内战，她没有一次能够逃脱。她一生颠沛不定，先是她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再后来大哥也遭故死去，原先团圆和美的一家，最后只剩下了她和两个兄弟。她带着那两只箱子嫁给了我父亲，里面除了些换洗衣物和针头线脑，就是她对那个家的散碎的记忆。1947年时，为了躲避战乱，她搀扶着婆婆，抱着刚会走路的大女儿，颠簸半个多月，从乡下逃到太原。因为走的惊慌，只锁了大院的两扇门。等两年之后再回去时，院中住满了陌生人，屋里的一切被洗劫一空。她不得不挨门挨户去找，遭受的侮辱和艰辛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最后只捡回了几件粗笨的家俱，那两只箱子就在其中。1960年，在饥荒的折磨中，她又一次弃家逃往太原，那次多了两个孩子，婆婆已衰老多病，日渐黄昏。1966年被驱赶出城，再次回到老家，她带着年幼的子女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几年之后，我们才一起离开了老家。我还记得坐在一辆卡车后面，风刮得很大，我和弟弟躲在箱子和柜子的空间里，先是玩耍，后来就困得睡了。

小时候我曾和弟弟在箱子上狂跳过。母亲见到时会大喝一声："快下来，都要把它们弄散架了！"那几只箱子总吸引着我，仿佛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因为母亲需要什么，就能从里面找到。父亲的大衣，帽子，围巾，手套，我们的毛衣毛裤，过年时穿的新衣，用的花手绢。母亲如果要做垫子、打鞋垫或者找里衬，总会从里面找出各种各样的碎布头。每次她将箱子打开，一股浓郁的樟脑味会弥漫开来，好长时间才能消失。原先的空气好象被搅拌过一样，让我微微激动着，好奇之心长久无法平静。但直到那天听母亲说那是她的嫁妆，我才知道它们不仅是母亲立人家的基础，还装满了她对亲人和过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