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杨：隧道深处的秘密

木斯郊的主街上，天空高爽得没有一丝纤尘。秋天虽到，小城还是十分温暖。街道有些狭窄，挤满了低矮的砖筑小楼。它们要么呈铁锈红和墨蓝，要么灰白和浅棕。一百多年前，小楼都曾十分鲜艳，但在风雨的剥蚀之下，现在已变得黯淡古旧，不过城市曾经有过的繁荣，还依然逡巡在那些细腻美丽的边角上。主街的尽头，是一座象城堡般横立的火车站，和街构成了一个丁字路口。车站现在已变成了百货店，不再象过去那样迎来送往，那个曾无数次提醒过乘客们的大笨钟虽然还悬挂着，只是远远望去，时针好像已经停止了走动。

在主街距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是一座二层小楼，砖红的楼身和罩着绿白条纹遮阳布的窗户，透露出一股假日的休闲气息。楼上挂着一个写着TUNNEL的牌子，让我不由猜想这里不是一个酒吧就必然是一个咖啡馆。推门进去，老式的玻璃吊灯将屋内的一切照得昏昏黄黄，明净的漆光在结实的硬木柜台上不时闪动，柜台后几个身穿白衣黑裤的侍者模样的人正在忙碌，一支歌象从疲惫的老电唱机上飘起般正颤颤悠悠地响着。这一切都令我立刻生出一种恍惚迷离的情绪，疑心踏进了另一个时代。可身旁的一张黑白照片很快就让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上面是一百多年前在温哥华码头登陆的广东人。他们都是身材低矮的青壮年汉子，正从一艘老船的甲板上走下。他们几乎都低着头，戴着草帽，让人既看不清他们的眉目，也看不见那条长长的辫子。那天的天气一定十分炎热，因为他们都赤裸着上身。在太平洋上漂泊了五个月之后，他们看上去都很消瘦，但细长的肌肉仍象钢缆一样反射着幽光。一些白人也在甲板上站着，冷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身着套装，领结齐整，和中国人的打扮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半个小时后，我跟着一群游客，在那条洋溢着旧时气息的主街上走着。导游是一个年轻人，头发微微卷曲，鼻梁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样式陈旧的棕色坎肩让他看上去有些象那张照片里的白人。他解释说，他将会客串一些很久以前的人物。路边有一群年轻人，在微风的吹拂中，他们有的打着拍子，有的吹着风笛，有的低头轻舞。我突然意识到火车站就在自己背后，导游正领着我们走在这里曾经最繁华的地带。那些华工们第一次到达这个小城后，也象我们这样走过，只是当时的小城远不如现在友善。他们一从火车站出来，就会看见这条街。他们在钟楼下踯躅一阵后，就不能不朝这条街走来，也不能不很快感到，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那些城市相比，木斯郊的规模虽然小多了，但空气中依然飘浮着同样的敌意。

导游在一座小楼前停下，推开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小门。门象是一个凹进去的洞，光线无可奈何地被堵了一下，虽然和我们一起挤了进去，室内却如黄昏般黯淡。再走几步，屋内就完全没有了自然光，只有一盏电灯照明。这是一间旧时的洗衣房，黑铁制成的收银器笨重地蹲在柜台上，做工粗糙的木架里摆满了熨烫整齐的衣物。很多年前，不知有多少顾客到此送取过衣服，但谁也没有注意到室内的摆设有何异样。导游轻轻将一个木架推了一把，一扇通往隧道的暗门便露了出来，一个简易的华人草药铺就藏在门后。药铺中立着一个雕花精致的中式红木柜，柜子的隔档上有好几个细颈的玻璃瓶，枸杞、赤豆和黄芪等药材装在其中。屋中空无一人，一些面容模糊的中国男人的身影却开始在我眼前闪动。

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以下简称卑诗）省加入了加拿大邦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政府在十年内修建一条铁路，以便将加拿大从东到西的广阔土地连在一起。几年之后，当意识到铁路根本不可能象政府承诺的那样如期建成，卑诗省便威胁，如果再不开工，就要退出邦联。那意味着没有铁路，就不会有加拿大。在严峻的形势下，邦联政府只好承担了一部份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以下简称CPR）的修建，但将铁路的绝大部分交给了私人承包商。

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承包商是美国人Andrew Onderdonk，负责了从西海岸沿Fraser河向上游延伸的路段。他先后从旧金山和广东雇佣了一万多名华工。清末的中国，赋税沉重，灾害不断，很多广东男子便铤而走险，离开父母和妻子，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淘金修路了。Onderdonk起初也雇佣过白人，但他很快就发现，似乎世上所有的赌徒、酒鬼和倒霉蛋都聚到了他的麾下。和那些工人相比，华工们肯于吃苦，从不抱怨，更不酗酒，还工资低廉，每天只需其他工人的三分之一的工资-─一元钱就行了。这些良好的品质，却引起了卑诗人的恐慌，也因此遭到了强烈抵制。直到当时的首相在议会说了话：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用这些工人，要么不修铁路。为了减少和其他工人的冲突，Onderdonk将华工隔离开来，让他们住在条件极端简陋的帐篷中，负责铁路最艰苦危险的挖隧道、抬土方、爆破等工作。CPR经过的地区，要么是先前只有土著人和毛皮商走过的草原和森林，要么从来没有过人迹。雪崩，野兽，森林火灾，沟壑，洪水，一切都和中国温暖的南方截然不同。华工适应不了严酷的环境，又加之营养不良，不少都因病或事故死去了。CPR每平均向前修建一英里，就会有四个华工丧生。

1885年11月7日，在卑诗省的克莱拉奇(Craigellachie)，最后一枚道钉被敲入了铁轨，自此CPR宣告彻底建成。在那张著名的完工照片上，除了政界和铁路公司的要人之外，也有不少白人工人，唯独没有华工。华工这些CPR真正意义上的道钉、铁轨、枕木和砾石，随着铁路的完工，立刻失业了。由于CPR公司、Onderdonk和中国工头没有履行招工时的诺言，除少数人之外，华工都无钱返回广东，被困在了充满敌意的卑诗省。但也有一些人流向了西部的草原地区，散落到了在象木斯郊这样的小城之中。

我们在隧道里继续走着，象步入了一个由走道、地下室、过道和套间构成的迷宫。自1882年CPR修到木斯郊的河边之后，先前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突然被注入了活力，很快就变成了农产品的集散地，街上立满了沙龙、商店、妓院和赌场，小木屋和帆布帐篷点缀在刚刚建起的小楼之间。但那时火灾频生，最严重的一次，繁华地带的一整条街都化作了废墟。自那之后，市政府便规定，凡是位于市中心的建筑都必须用砖建成，并配备用煤供暖的锅炉房。商人们为了节省费用，常常几家联合雇用同一个人照看锅炉，楼与楼之间的地下室也因此相通起来。渐渐地，小城的地下就有了象迷宫一样的隧道。

导游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锅炉房。这里黑暗寒冷，只有炉膛里的火苗在微弱地闪动。锅炉房后面是一间窄小的屋子，除了锅灶和碗筷外，还有一张泛黄的中国画悬挂在墙上。不用说，这是一个华工曾经住过的地方。在隧道深处，还有很多象他一样的中国人，象受伤的动物那样躲在远离光明的世界里。

自CPR建成之后，中国人更不受欢迎了，来自社会的歧视也越发严重。他们被攻击为迟钝，腐朽，守旧，异教徒，不开化，野蛮，狡猾，人类社会的低等成员。那条辫子更是让他们常常遭到奚落和羞辱。那条被白人叫作猪尾巴的东西，常被画在报纸的漫画上；而他们被白人殴打时，最先被对方抓在手里的也是它。当时木斯郊的不少生意人虽都雇用了低廉的华工，但有意将他们藏在市民们看不见的地方，而华工们为了躲避歧视，也纷纷藏了起来。就这样，他们住到了隧道之中。有些人则被雇到了地下洗衣坊中，完全离开了地上的世界。

我们走进了一个空旷的房间。炉上坐着一把巨大的水壶，旁边是两张长方形的木桌。卓上放着几双筷子和几只瓷碗，桌旁各有两条长凳。桌凳都没有上漆，人们常年的抚摸和潮湿的空气已让它们有了棕黑的色彩，原先粗糙的表面也变得光滑无比。在一只碗旁，几个象钉头一样的东西深深地刻入了桌面。当我意识到那是几个汉字时，立刻象被蜇痛了一般，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去仔细辨认。从桌子的任何一个边角看去，都能看见密密麻麻的汉字和图案。华工们当年就坐在这里，在昏黄的油灯下，用小刀一下下写着，画着，怀念着。那些字和画刀法笨拙，线条简单，但刻下的都是华工最怀念最为之痛苦的东西。他们刻下了祖祖辈辈供奉守护的祠堂，祖先的墓地，故乡的小花，修长的竹子。还有自己的名字，张王李赵，那些百家姓上最普通的姓。还有日期，年、月、日被整整齐齐地写成一行，一年之后又是一年，谁也不知道那是他们困顿在加拿大的时间，还是进入隧道后的时间。留在桌子上的，有痛苦，也有梦想和信念。有人想着今后开一个诊所，便刻下了“会诊他人”的字样，还有人写下了“孔夫子”和“秦”的字样，还有人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善建者不拔”来激励自己。离桌子不远的地方，是几张高低床。几乎在每一张床的细细的栏杆上，也都刻满了盛开的鲜花。

心能在黑暗里飞翔，也会在黑暗中死去。父母、妻子、儿女、回家的梦，一切遥远无比，让最坚强的意志都难以承受。铁路建成之后，CPR变成了加拿大西北部最大的地产公司，移民成了增加公司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宣传画和招贴画发到了英国、丹麦、瑞典、威尔士等地，在英国的移民机构曾达上千个，在北欧有二百多个。在招揽生意的宣传画中，"HOME-MAKERS"和 "LAND-SEEKERS"等字眼常常可见。但这些都和华工无关。早在1884年，邦联政府就制定了专门对付中国人的“人头税”，那时是五十元。1900年翻了一倍，一百元。而华工们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十多块钱。一首民谣这样写道：Chink, Chink, Chink, fifteen cents, wash my pants, fifteen cents, make a dance。洗衣、做饭、理发、烧砖、帮佣，十个指头就是他们的生存工具。到1903年，人头税翻了五倍，五百元。1923年，政府又通过了«中国人隔离法»，彻底粉碎了华工和家人团聚的梦想。有的人在打击下消沉了，寻找着逃避的途径。在隧道一间阴暗寒冷的小屋里，墙上有几个用砖头砌出的穴或者洞。那是鸦片“榻”，人一旦爬入，身体就必须蜷缩起来。竹制的烟具和肮脏的褥子堆在一处。鸦片那果酱一样的气味虽然稀释不了潮湿恶浊的空气，却能让人们暂时忘记心中的痛苦。

我们朝前走着。导游提着一盏油灯，说华工们当年就是用它们在隧道中照明的。他将油灯熄灭，让我们继续朝前走。周围无比黑暗，恐惧伴随着冷空气，包裹了我的全身。自己在哪里，前方有什么，还要走多久，一切都是未知。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滴滴答答的水声，直到一点光象天赐一样在前方出现。我们已走到了一个窨井之下。那光是从井盖的洞眼中漏下的。在黑暗中仰头凝望，阳光苍白刺眼。可就是那一点光亮也不能持久，每当行人的脚踩在井盖上时，周围就又重归黑暗，只有一些一些响动传到耳中，那是人声，脚步声，车声……。不知有多少华工曾在这里驻足倾听，凝望过那几个漏下阳光的洞眼。

继续朝前走，是一个中餐馆。昔日锅碗瓢盆的碰击声，调料的香气，翻滚的热汤和热油，通红的炉火，忙碌的身影，都已不复存在，但好象又没有全然消失。即使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华工们还是省出了钱，买下了自己的生意，从故乡接来了亲人。餐馆外面的通道上，挂满了小城早期华工们的照片。他们不再是那些从温哥华码头走过的年轻人了，都已人到中年，淡然谦和，眼中没有丝毫愁苦。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产业，有的坐在杂货铺中，有的站在洗衣店前，有的和家人站在自己的住宅前，纯朴的脸上挂着平静的笑容。在一张照片上，十几个男人穿着深色礼服，打着整齐的领结，坐在平坦的草坪上，身旁是摆满了食物的雪白的餐布。他们一齐朝镜头的方向看着，虽然谁都没有微笑，但眼中流溢着让人感动的坚毅。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全家福，男主人居中而坐，身穿清朝官服，头戴顶戴，妻子套着修长的指甲，头上插着灿烂的首饰，儿子身穿校服，笔直地站在一侧。这些照片也许是他们寄给家乡的亲人的，也许是为了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但都把他们最美好的瞬间保留了下来，现在悬挂在墙上，与那些他们后来建起的商店、餐馆、咖啡馆和洗衣房一样，成了一种顽强的生命见证。

从隧道里走出，我重又站在了小城的主街上。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座城中，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留下了自己的建筑，要么是教堂，公园，要么是民宅，旅馆，唯独中国人没有。但在前方不远处，一个男子的肖像从街角露了出来，和那个写着TUNNEL的牌子遥遥相对。在那张椭圆形的木牌上，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清朝男子。他头戴瓜皮小帽，中式衣领轻轻立起，布扣袢贴在颈口，前额因剃过顶发略显宽阔，乌黑的辫子在身侧现出一段。他的目光端正温和，没有任何苦难的阴影。他象那个写有TUNNEL的建筑一样，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和小城的象征。他的名字和经历虽已湮没，但他是这里最著名的中国人。人们只要看见他，就会想起那条黑暗的隧道，和隧道深处那些坚毅不拔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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