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白：不死的胡适精神与中国的六次文艺复兴运动

　　　　　　　　　　　　　　        　　慕白

　　　　　　　　　　　　　　　　   　（一）

　　年年六四， 今又六四。雨夜灯下读书，偶然间在一本书里翻到了几幅当年人们送给胡适先生的挽联，很好地表达了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先生逝世后海外不同阶层人士的痛惜之情，也又一次引起了我对已经离去多年的胡先生的怀念。一群老北大的学生联名挽以联曰：“大胆假设，老师没有死啊；小心求证，我们还是哭了。”另一幅海外文艺界人士送的挽联是：“替白话文学吹冲锋号，为自由思想立里程碑。”蒋中正则在挽联里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

　　不必说，对于胡先生的逝世，当时基本上与世隔绝，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处于悲惨的饥饿状态的国内知识界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反响，但我相信，思想上曾经深受胡氏影响，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读书人大有人在。合上书本，一个人静静地听着窗外竹林间淅沥的雨声，无边的思绪却随着四周山中和湖面上渐渐浓郁起来的雨雾一起弥漫开来……

　　斯人已矣，但独立探索之精神不死。别的不说，假如当年大多数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能有胡先生一半的远见卓识，或至少是像他一直提倡的那样，“有七分证据，决不说八分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话，毛氏“统一战线”的花言巧语绝对不会有那样大的市场，人们也不会那样轻易地被共产国际的宣传家们编造出来的红光四射的乌托邦所迷惑，中国的近代史也许就会大不一样了。再进一步说，假如三四十年代那些亲苏的民主党派人士能“多研究些问题”，深入了解一下斯大林正在苏联进行的杀人如麻的大清洗和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即便不能得到全部真相，多少也可以减少几份狂热，对未来的红色理想社会多出几分清醒的认识。可惜的是，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当时的解放区不必说了，就连国统区里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胡先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主张呢？在后人们看来，那些先是为毛氏改朝换代拼命摇旗呐喊，随后又纷纷中计落入右派网中的许多民主党派和精英人士们，恐怕是有些不同程度的“咎由自取”了。他们既缺乏胡适先生那样深刻的洞悉力，又存有将来能在新朝分一杯羹的天真梦想，所以才被那些听起来美丽无比的“主义”谎言一骗再骗，最后付出的便是惨重无比的代价。 章怡和笔下的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如此，还有许多不太出名，或者基本无名的小人物也是如此。

　　或许，这就是常人们与大哲先贤的不同之处罢。

　　　　　　　　　　　　　　　　　（二）

　　根据胡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的文艺复兴运动。古人说，“温故而知新。”重读胡氏几十年前的论述，也许会使我们对今日和将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前景有一些更清醒的认识。

　　唐代一批伟大的诗人出现，与此同时的古文复兴运动，以及作为印度佛教中国改良版的禅宗的产生——这些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复兴。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运动，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新儒家世俗哲学最终取代了中世纪宗教，以及宋代的许多重要发展和变化等可以看作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戏曲在十三世纪的兴起，此后长篇小说的涌现及其对爱情，人生乐趣的坦然颂扬，则被胡先生称之为第三次文艺复兴。到了十七世纪对宋明理学的反叛，传统经学研究领域里以文字学历史学为进路，严格强调考证的新方法在最近三百多年里的产生和发展是第四次文艺复兴的主要特征。

　　胡先生称之为第五次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和一九一七年的五四运动互为呼应的“新文化运动”。它和上述的四次文艺复兴都有很大的不同。

　　前四次都是历史趋势的自然演变，身处运动中心的士大夫们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自觉地认识，在面对传统的保守力量的时候既没有自觉地推进，也没有明确的辩护与捍卫，因而他们的主张很容易就被压倒和扫荡无存。比如近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初始反叛，终则庇护空谈心性以及无用的科举教育，使其得以继续奴役绝大多数中国文人。这样一来，这一波的文艺复兴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五次文艺复兴肇始于１９１７年，很快地就引起了全国青年一代的共鸣，也被看成是预示着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新生的运动。这次由胡先生为首的一批北大教授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作为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它鼓吹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促成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迅速获得成功的还有一个意外的大事件，即１９１９年５月的巴黎和会及其引发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那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扩展，最终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五次文艺复兴运动。

　　                                             （ 三 ）

        七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北京的青年学生们又自发地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地争取思想解放的民主运动。它虽然同样引起了全国学生和人民的热情响应和支持，但结局却和五四运动截然不同。本来可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第六次文艺复兴大潮前奏的“六四”运动，不幸在横飞的子弹和坦克的钢铁履带之下夭折了。

　　五四运动曾经让文学革命的潮流陡然间喷涌到全国各地，在短短的数年之间就催生了“国语”，也带来了社会改革和文学发展的繁荣，并造就了不少各有成就的作家。相比之下，１９８９年举世震惊的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寒冬降临在中国的思想界，早已是百孔千疮的文坛又经历了一场新的浩劫，在某种意义上变得甚至比过去几十年更加猥琐，沉闷。如果剥去那些到处泛滥，故弄玄虚的朦胧，超现代，意识流等文艺思潮唬人的外衣，扔掉美女美男作家们赤裸裸的用身体“写作”，以及充满了贪欲暴力怪诞和为封建皇帝大唱赞歌的表面上闹哄哄的流行文字垃圾，中国的文坛其实是一片荒凉。苟活下来的作家们有的成了萧军所自嘲的那样“会说话的文物”，有的成了“只会说假话”的摆设，也有的成了风云际会，依附于权势的的新贵，只能勉强写出些热闹于一时，却很可能让后人“且覆酱瓶”的平庸之作。

　　如果说五十余年来处于铁桶一般的文网内，中国国内的文坛早已基本僵死还可以理解的话，拥有最可贵的写作发表自由的海外华文文坛这些年来可怕的荒芜平庸就让人费解了。文革结束到现在整整过去三十年了，令世界震惊的六四之夜也已经是二十二个年头之前的往事。大时代呼唤大作品。经历了这样漫长的疯狂残酷悲壮时常又是无耻无奈的时代，海外文坛却始终没能够出现一两部足以在世界文坛上让人振聋发聩的史诗般的中文巨著。那么多自愿非自愿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文人，那么多声明和宣言，网上网下那么多可以自由发表作品的中文园地——却就是没有能够产生和《古拉各群岛》和《日瓦格医生》等世界名著鼎足而立于世界文学殿堂的大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理由，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让每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海外华人感到惭愧了。也许，缺乏深刻认真，高水平的文学批评，是海外文坛上难以产生优秀文艺作品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

     作为第一个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了代表世界文学界最高荣誉的诺奖。平心而论， 抛开任何技术层面的争论不谈，只看分量，他的作品的分量能和《古拉各群岛》与《日瓦戈医生》相比吗？ 生逢一个这样狂潮激荡，泥沙俱下的大时代，面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的一次次血与火的残酷洗礼，他的获奖作品里折射出了甚麼呢？ 抽象，抽象，还是抽象-------- 不敢直面血淋淋的现实，尤其身在自由写作的海外，只能噫语，这样的华人作家-------- 余欲无言矣。

　　所幸的是，中国的作家中也有勇敢的思想者存在，尽管他们像凤毛麟角一般稀少。一向是铅一般沉重又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上空偶尔也会亮起一两道闪光。有良知的作家们终于开始写出了几部大胆地直面真实社会和人生的优秀作品。近年来先有章怡和的一连串震撼人心的回忆录出现，接下去又有阎连科的《丁庄梦》，《为人民服务》，胡发云的《如嫣》等佳作问世。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有划时代的大作品出现。但愿无数国人长时期炼狱一般的悲惨遭遇不会白白地浪费掉，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不会永远沉睡下去。也许，一个像胡适先生当年大声呼唤过的，“替真话文学吹冲锋号，为自由思想立里程碑”的第六次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即将来临，上述的几部优秀作品或许正是它的第一线曙光。

　 但愿十年之后我们再次纪念六四的时候， 中国的文坛， 至少是海外文坛有了新的气象。

     让我们且拭目以待。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夜修订於 听泉轩

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