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病床上, 几小时几小时地盯着天花板.百无聊奈时, 开始想象天花板外的天空. 感觉自己象是一个无法和世界沟通的孩子, 怀念着那年夏天最灿烂, 最寂寞的星空. 那年夏天, 本以为等浓雾散去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星空. 可是那雾总是不散去, 而且还越来越浓. 我们并排着, 躺在那艘小船上, 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见传说中的繁星满天, 象那个vincent画的那样. 回到家后, 就生了一场大病. 在昏沉的日子里, 梦见自己去参加三伯母的葬礼. 见到了微笑的三伯母, 她说她很好, 脑瘤没有了, 她的头也不疼了. 三伯母是父亲的三嫂, 今年六月被诊断出晚期脑癌, 于十一月底离世. 在最后的几个星期里, 她全然靠着吗啡度日. 打电话给三伯父, 要求他给三伯母用医生许可的最高计量的吗啡, 我来付帐 … …
哈特费尔德(Hatfield)说, 专业写作, 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 所需要的不是感性, 而是尺度. 村上春树小说里的男主人公, 之所以等了十八年才动笔写下了<挪威的森林>, 来记念那段永恒的爱情, 和他人生的那段铭心的篇章, 想来是他在十八年后, 找到了合适的尺度, 没有了太多的感性. 和一位高人讨论此理, 他说, 只有当对周遭事物有了合适的尺度, 而非感性介入时, 人才会客观地去认定周遭事物, 爱情也好, 亲情也罢, 还有人生的其他林林总总.
本人是不可能写字的, 因为太感性. 痛苦时, 因太痛苦, 写不出字来; 快乐时, 又因太快乐, 也写不出字来. 而在不太痛苦不太快乐时, 又因为遗忘, 进入不了抒情的状态. 还是那位村上春树, 因为手上拿着一把尺子, 四处惶惶不安地丈量围观生活的距离, 沿路扔掉了许多东西. 无从断定这样做是否正确, 但恐惧感是不可避免的. 试想人生无非是一个又一个的章节构成, 对逝去的篇章, 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记忆. 如果我们一路走, 一路有意无意地选择遗忘, 心情确实能变得轻松了, 但到临终时, 身上将剩何物? 再比如那些患Alzheimer’s, 不管其先前的人生有多么辉煌, 他都不记得了, 一切对他还有甚么意义了. 一旦付诸一炬, 想必连一段残骨也断难剩下.
“如此说来, 人生确实好没意义.” 我对高人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生原本应该是个谜. 人应做的只该是live the life, 象阿猫阿狗一样, 会快乐很多. 总结人生应是百年之后的事,” 高人很啰唆, “只有当你完成了你的旅程, 回过头来, 有了合适的距离, 你才能看到刚过的人生, 好象是一蓝色的气团, 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客观地solve the puzzle.’ “但是我做不到.” “所以你痛苦.”
“不谈人生这个大话题, 太沮丧. 我们谈爱情吧.” “爱情有甚么好谈的呢?” 高人说, “爱情从来不是生活的necessity, 而只是一种privilege, 一种entitlement. 人们有追求爱情的right, 但从来没有被赋予过得到爱情的right.” “你把我绕晕了. 不, 你整个地否定了我的人生意义. 我视爱情如生命, 岂不愚蠢之至?” “你得到过爱情吗?” “得到过.” “那还有甚么愚蠢之说呢? 比之那些 "underprivileged”的人们, 你岂不幸运很多?” “可是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The total utility may be less than those underprivileged.” “你又错了. 从没吸过毒的人, 能体会得到吸毒者的那种high 吗? 你如何量化high的utility? 你追求得深刻,得到的也深刻.” … …
旋晕又上来了. 躺在高速spinning的转盘上, 突然想和自己做个游戏. 在跟着转盘一起spin的大脑正中画一条直线, 在直线的左边记录人生所得, 在右侧则写所失 – 失却的, 抛弃的, 付诸牺牲的, 辜负的, 和一切以自己为失败者的游戏. 很想知道在生命终结前, 这个记录会是怎样得无聊.
对不起, 高人, 我没有办法成为生活的围观者, 没办法拿着尺子去客观地丈量人生, 没有办法修练成一个出世而轻松的人. 我必须沿路拾缀自己生命的包袱, 因为害怕生命尽头的那种一片空白的恐惧, 和一个人独自走进黄昏里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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