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读了三位老人的回忆录。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沈昌文先生的<<知道>>。这三位老人出生于1921，1925和1931年。其中王先生的回忆录最长，已出版了<<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和<<关山夺路>>，每本都有三-四百页。沈公的书最短，大概12万字。何先生的<<上学记>>大概17万字，暂且放下不表。 沈公因曾任三联总编并兼任<<读书>>主编，是京城文化出版界的总联系人。我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当代名人大师太多，若再用“名人”来形容沈公，实在太俗。他的名片正面只印沈昌文三个字，并配有外孙画的“废纸我卖”的卡通，二是基本上他想请文化出版界的谁来吃饭都能请到。用《知道》做书名，可能是因沈公自谦为“知道”分子，当然他是知道很多中国出版界的人事。可惜现在敏感词太多，他不能像在网络上写字，一敏感了还可以用空格或同音字代替，于是很多事情只能点到为止。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些外人不知的“书”的来龙去脉，比如内部翻译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等。1970年代中期，北京西单六部口(好像是在绒线胡同的东口)有家内部书店，我一发小儿在那里当差，我曾混进去过。印象中那里可以买到<<第三帝国兴亡>>，《新阶级》，苏联小说 <<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但当时我只对小说类感兴趣。另外，大概是2004年左右，在杭州的小书店里，我看到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著的<<尼罗河传>>。这书不厚却分为上下两册，印刷质量相当差，书店光线也很差，我站在那里翻了翻，一翻就读了进去。那时我还没去过埃及，读这书时十分向往。后来我去了埃及，回来再读还是十分向往，因为我只走了埃及境内，没看到卡盖拉河、青尼罗白尼罗，维多利亚湖，以及上游的若干大瀑布，大概尼罗源头只能在梦中了。在<<知道>>中，他三次提到<<尼罗河传>> 这本书，原来译者赵振尧先生是大学问家，陈原先生因十分喜欢这本书(我对自己的读书品味有点得意哦)而促成这本古旧书的翻译。 王鼎钧先生生长于山东岚陵，那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三部曲很翔实地记述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中国。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而那段时间战火不断。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部<<昨天的云>>，那是不多的能够让我一气读完的书。 王先生能够书写，而且写出人生的境界，我觉得这与他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有关。一般来说，出生太穷苦的人忙于生计，大约不会写字，一代代的生活相差无几，生活太富裕的又未必能较深地感悟人生，而那些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的才最能体验炎凉世态。王先生写了当地的生活细节：如何烙煎饼、打高粱叶。他也写习俗：求雨时几百壮汉赤身裸体地跳“商羊舞”，造屋时必对工匠极为恭敬，以免在房基上藏不祥之物；勤俭持家小民的生活哲学是“勤拾粪，少赶集，阴天下雨走亲戚”，向清官表达不舍之情时设的是清水香案。 书中所记述的抗日游击队和我以前读到或电影里看到的完全不同，他们多为乌合之众，抽大烟，骚扰百姓，互相之间“ 碰撞咬啃”，碰到鬼子没个办法，最后无臭地解体消失。哈哈，速朽了。在提到八路军亲民之举时，作者也提到乡下人的常识：军民有别、各守本份，还引出辩奸论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少不为大奸藏匿”，与西谚 “Too good to be true"类似。书中不乏妙人、趣事、妙语和妙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猫将外边毛舔得干干净净，把东西吞入肚子再排泄出来，而大家庭犹如猫，但不知能把脏东西排泄出来。”---简单朴素的真理。 从王先生的叙述看，当时兵害匪患不断，他的童年少年常在逃难中。尽管如此，儿童的世界还是美好的，王先生也算幸运。他的父亲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很有智慧。他的老师有乡绅王思璞(见荆石先生千古-第73页)、清末进士之子疯爷(见插柳学诗-- 第253页)。中国农村乡绅中的一些人饱读诗书，以清谈度日，对佃户无为而治。这两位老师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化，而且颇有识见。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是很金贵的，一般都可弄个一官半职。但因时政腐败，他们宁愿回乡教育家乡子弟。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正在攻读人类学博士，其田野调查包括访谈西康西藏土司，她从这些土司的回忆叙述获得珍贵的历史文化图像，不能否认乡绅在中国文化积淀中所起的作用。再想想，那些土司或乡绅在49年后的遭遇大概都不会太好，至少是不劳而获吧，或成周扒皮黄世仁也未可知，然而，“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托克维尔)却已证实，不由长叹一声。 谈到荆石先生(他称为大老师)，作者写道：“当时人人都称赞我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我爱写抒情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来由的愁苦怅悯，不免堕入伤春悲秋的滥调，是当时流行的文艺病，而我病得很重。愁苦之词易工，但大老师告诉我这样写是永远写不出来的。文章要在天地间找。” 疯爷的身世相当传奇，恕不在此叙述。他教诗文颇与人不同，比如教唐诗，他不选<<唐诗三百首>>而念<<古唐诗合解>>。他不选元徽之的悼亡，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歌，倒是选了不少“应制” “奉和”的作品。疯爷说：“感伤纤巧难成大器。”以我年轻时的趣味，我断不会同意这样的见解。即便现在，我对应制类的诗歌也未必有兴趣，但随年龄增长，这些作文的道理让我会心。 王鼎钧先生在写实中带我们阅世，而这世上最重要的是情义。他不但自序强调这一点，而且贯通全书。在书中，我看到： 情义是什么？当他们穷得必须卖掉家里的毛驴时，这头背上的毛已磨光，眼大无神又实在温驯的驴“跟在新主人后面回头看了一眼…。” “单凭温顺就能在这世上安身吗？它也没有把握。” 情义是什么？猎兔时，兔子在鹰犬和农夫的追逐下拼命奔逃。最后它跑不过鹰，它就仰面躺下伸出四爪直捣猎鹰的眼睛。实在是跑不动了，它竟“缓缓向农夫走来，安闲无猜，如同回家，在农夫脚下躺下，如同饲养的一只猫” 。 情义是什么？作者离家去后方“流学” 的前夜，他父亲对他母亲说：“我再说一遍：他走了，将来如果你生了病，想他念他，见不着他了，那时候你可不要怨我。” 母亲泪流满面，但说出来的话清楚明白：“我不想他。” 2008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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