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心：与闵良臣先生商榷“如何看闻一多之死”

因看过一些台湾和香港闻一多先生故友的回忆，对谢泳先生的《血色闻一多》感了兴趣，闵良臣先生对该书的评论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然主要是他的观点，读了不得不也基于常识说两句。

闵先生提到《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中舒諲回忆他由自己性格的暴戾虐待下人而产生的负罪感，而推论出中国为什么需要革命这个大结论，得出革命的合理性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现在有个“告别革命”的思潮，这是个与时俱进的提法。是当代社会基于人道的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中的协商精神，希望以议会等形式来协调政党矛盾，过渡到以“不革命”来解决从前“要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熊式辉将军先生在日记中指责的不走“议会路线” 的中国革命。闵先生的革命观点引用他人的回忆这样推出：：

“我不隐讳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少爷，是不会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悔悟自己的罪戾，一直迟至进了大学，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启发与教导，我才明白穷人为什么闹革命，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那个人压迫人的封建旧秩序。”

舒諲这段回忆更象政治运动中的反省材料，由一个无关小事去推论大的社会主题。且不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复杂性，单就说为了自己在与人相处中受了非常个体化的羞辱，如文中提到的这个少爷耍耍少爷脾气， 就有让下人揭竿而起反抗整个社会的想法。那么现在的社会不公那么多，且不是处处都该是待燃的干柴了？这样的简单论调让人想起土改运动中工作队对农民的百般启发，和威胁利诱才可能让善良的中国农民想到一个纨绔子弟的一记耳光和革命的关系。

闵先生文中有：“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

胡适的社会变革是否是空想，如何看待它没在中国实现的原因是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在作的疏理。那就是什么样的国民性，即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导致了一个理性而平和的社会变革不能在中国实现。

革命在当时是否就是必要和合理？

文中还有：“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普遍流行的结论。但在中共建国六十年后，经历这么多革命和残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这个模式的始作俑者自己崩溃后，很多学者开始思考引出这个结果的原因，为何苏俄模式与国人的憧憬一拍即合？而这重合的模式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闵良臣先生的这篇文章很难看出他要坚持和反对的东西。闻一多先生反对专制和独裁，拥抱苏俄理想，拒食美国面粉。虽时人冠以“闻一多夫”，“罗隆斯基”而无惧也，与他在二十年代对苏俄的极力批评和批判形成鲜明对比。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和今天很多六四受害者成为“新左派”一样，必然吸引很多好奇的目光。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是很难讲的问题。闻先生不幸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罗隆斯基有幸得见，并成为其中可以“运筹帷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罗若有幸活过那些政治运动，他认为他的社会理想实现了吗？他追求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结构成为现实了吗？

在这样的语境下，闵良臣先生质问的：“是闻一多失去理性，要“激进”，还是闻一多的认识有了进步？

　　当时社会压制民主，专制、腐败，是只有闻一多一个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是众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共识？

我们能不能就因为后来某一集团的更加专制而否定闻一多，甚至还有鲁迅、胡适、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管别人是如何认为，我是把罗隆基先生也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当年对国民党政府专制的批判？” 

这些话就值得商榷。

另外闵先生在两处强调

“也不是我没有注意到谢泳先生在这本书中所说的，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184页）。显然，作者在这里理性地替当时的政府作想，不强调别的，只强调“实际政治操作”之难、之复杂。“实际政治操作”到底有多难多复杂，当时被“以上临下”的人们，包括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然不知。但不管如何复杂困难，眼前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个政权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早期的“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得人心；”

“就如他在《血色闻一多》中说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也就是不知道令这些知识分子激进的一些社会现象的背后是有一些不为人知而又难度很高的“实际政治操作”。”

我不知谢泳先生讲的“实际政治操作”究竟指什么。但是，我个人的认为: 当时的“实际政治操作”包含了国。共两个一定要闹到你死我活境地的政党的实际社会现实，也是当时社会的背景。如果这两个政党在对社会理想的具体操作上有一定的共同点，可能不至如此，这些“第三势力”们还有个实际政治操作的余地，也不至于陷入僵局。

研究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和对社会的影响，探究如何避免暴力革命的结局，这是中国现在有识之士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新权威主义者的分歧。这是这些新启蒙书籍的主旨。

至于闻一多之死与蒋介石的关系，这样的结案只能等中国没有党派之争后，大家以国为“国”，而非以“党”为国，才好由史学家们拿出证据或基于常识和背景历史作出猜测。其实社科院黄道炫研究员对蒋公日记“闻一多案”案前案后中美关系等的研究就可大致看出问题的玄机。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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