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1970 今天上午正在割稻子，忽然听见大队的齐支书站在地头上喊我。我连忙直起腰来，在烂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挣扎到了田埂上，这才看到他旁边还站著一位戴眼镜的挺和善的陌生中年男子。齐支书给我介绍说，“这是咱大队中学新来的校长老田。我和老田商量过了，准备让你去他那里当民办教师。” “当教师？”我听了不由地一愣。一来我毫无任何思想准备，二来最近才刚刚开始有了些城里工厂企业来乡下招工的小道消息，不知道这当民办教师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将来的招工回城？看到我有些犹豫，田校长笑眯眯地说，“是这样，现在中央有精神，要在全国的中等学校恢复外语学习。具体到咱们公社的各个中学，就是要开展英语教学，大队领导研究后认为你来大队中学教英语最合适。” 我一听立刻就条件反射地说，“让我教英语？我在学校里可是只学过几年俄语——” “这不就对啦，”齐支书插话了，“管它英语俄语，反正都是外国话呗。没啥说的，教英语，我看你行。咱们大队里这十几个知青里面平常就你喜欢看书，又只有你一个人戴眼镜，看着就像个老师的样子，你在学校里又学过……行了行了，就是你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不干也得干了，再说，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不用再割稻子了。想到烂泥里那些锋利的老稻茬，我答应了下来。 10/6/1970 早上我就去三里多外的大队学校报到了。 大队中学位于一个旧的关帝庙里。大门上的神像早就没有了，可门口还有一对威武雄壮的石狮子蹲在两旁。庙前面的一小块空地上鸡鸭狗猫满处乱窜，两边是两个胡乱用木板钉成的篮球架子，这大概就算是篮球场了。球场旁边有一只老母猪带领著一群小猪娃在脏兮兮的垃圾堆里拱得正欢。我一走过，正在垃圾堆里和猪娃们抢食的一小群麻雀呼地一声全都飞上了树梢。 关帝庙的大门里面是个两进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倒显得古趣盎然。作为办公室的三间北房窗前还有一棵老槐树，浓浓的绿荫把院子遮盖住了一大半。 我走进院子的时候，东西厢房改成的教室里正在上课，一阵琅琅的读书声让我心头一热，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读书声了？这些农家子弟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竟然如此好学，真没想到。 走进办公室，除了田校长，还有三位老师正在聊天。看到我进来了，大家纷纷站起来和我握手问候，老田也一一给我做了介绍。第一位冯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精干男子，个子不高，四方脸，小分头梳得整整齐齐。他是教语文的公办老师，也就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他说自己就住在附近的冯庄。 坐在窗子前边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姓赵，教数学的。她留著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上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很和气的样子，显然很腼腆，不大爱讲话。 第三位是张老师，本地人，教物理化学的公办老师。他是一位典型的白面书生，说起话来文绉绉地很有风度。我好生奇怪，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乡村学校里看起来还真的是人才济济呢！ 老田刚刚把我介绍给大家，下课的铃声响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手里拿著一个铜铃的高个子中年男人一边摇铃一边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不等老田介绍，他就大步跨上前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自我大声介绍说道，“哈哈，你一定就是小李了！我是胡嘉伟，家在汤阴县，和大名鼎鼎的岳飞是同乡。教语文的，爱打篮球，学生们背后都偷偷叫我狐假虎威，哈哈－－－－－－” 他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我的心里也猛地一阵轻松。看来这里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尤其是校长老田，不但一点架子也没有，脸上还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在这样的头头手下干活，大概不会太难。此时他又点上了一支烟，对我说，“来，小李，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数学权威方老师。” 到了此时我才注意到，不知甚么时候，一位瘦削，严肃，满头灰发的老妇人已经不做声地进了屋子，坐在了最里面的角落里。只是短短的一瞥，我就断定她一定是一个遭遇非常不幸的人。很简单，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了她的脸上。瞧瞧那额头上的道道深纹，每一条都好似刀刻斧削一样，简直就和我父亲额头上的一模一样－－－－－－－ 我深深知道，那该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岁月，怎样可怕的风刀霜剑留下的无情见证呵！ 我赶紧走上几步，向她致意，她摘下眼镜淡淡地一笑，算是回答了我的问候。好厉害的一双眼睛，我不由地在心里暗暗说道。“不怒自威？哀怨？深沉？痛苦？还在冒烟的火山口？”想了好久，我也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词来描述那一双眼睛带给我的第一印象。 老田又说道，“我们方老师可是全公社教育界有名的严师。再调皮，再懒惰的学生到了她的班里，没有一个不乖乖地读书按时交作业的。５０年代初，方老师还曾经是省城里上过报纸的模范教师呢。像她这样的优秀老师，咱们全县也没有几个。” 一番话更让我肃然起敬起来。再想和她说话，她早已把头埋在高高的一大摞作业本子里面了。 10/7/1970 今天我就搬到学校里住了。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的煤油灯下写字。 昨晚临走前当然要有最后的晚餐了。小尹使出看家本领擀了葱花面条，小张把我们三个人面前的搪瓷杯子都满上了劣质白酒，我们一饮而尽。 三杯下肚，谈起村里第一个刚刚招工回城的知青何某，
小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凭啥走了？论劳动能比得上打鸣鸡？论见识，能比得上咱哥儿们？还不是那小子后门硬，有关系---- 小尹大概是平常很少喝酒，刚刚猛一下子灌了几大口，此时舌头都有点不听使唤了，结结巴巴地说何某他爹是市里商业局的一个头头，别忘了----
我们公社里的带队干部老聂他们，不----
不都是商业局下放来的？ 让他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了连农场最早的领导老王，也是商业局来的干部。我刚要说话，小张又灌下一大口说，我马上就给我爸爸写信，让他也为我找找门路-----
我就不信---- 我打趣他说，老弟将来回京城得志了，可别忘了这里还有两穷哥们呢----
小张连连说哪会呢，哪会呢？
书上那陈胜吴广他们怎么说的来着---- 苟富贵，毋相忘， 对，就是这样，苟回城， 毋相忘
----- 都有了几分醉意，我们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后来连衣服也没脱就都睡着了。 今天早上他们两人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干渠闸门前面的叉路口上，我和他们挥手告别，背着行李快步沿着河堤朝大队中学所在地，东面三里外的梅村来了。 我的人生之旅的又一个转折点就这样开始了。 10/18/1970 说归说，练归练，像赶鸭子上架般上了讲台，可我连二十六个字母还认不全呢，这个英语课怎么教呢？说来可怜，尽管父亲的英文很好，可是这些年从来也没有机会正式教过我一句。得知我当了民办教师，在第一封回信里他感叹地说，
没想到你又干上了这一行！不过也好， 总算有人克绍箕裘了 ------ 爸爸年轻时就聪颖好学，从高中时代就投稿谋生，后来遇到了亦师亦友的开封基督教青年会的英国牧师夫妇。
他们长期亲自教他英文，后来他在抗战前那几年的太平日子里在家中开办过英文夜校。据姑妈说那一阵子家里的几个姑姑们，甚至大姑夫都热心出动帮他张罗打杂，因为学生实在太多了----- 他在信里说，自己白白教了大半辈子中文，却从来也没有机会当面给我批改过一篇文章－－－－－－他还说，
盼望着将来有一天，好好给我补一补经史子集------ 这要等到哪一天呢？我不知道。 10/20/1970 村中无电，就算有电，学校里也负担不起哪怕是最简单的录音机。英语课本？等于没有。找人请教？更不可能。我当时手头能找到的唯一的教材就是一本发黄了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四十年代编著的“英文自学教本”。不错，中央电台上已经开始播出英语教学节目，可是我连个最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也买不起。 尽管如此，一想到踩烂泥地里的那些老稻茬，这英文课就还得教，而且要努力教好。 每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面挑灯夜战，我先从字母和最基本的语法学起。幸运的是，无论我的发音如何别扭，学校里都没有人挑毛病——毕竟我正规地学过几年俄语，还曾经是班上甚得俄语老师赏识的科代表，如今这里其余的老师基本上连俄语也没学过呀！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第一学期全校的外语课给对付下来了，没想到学生们居然反映还不错！我自己心里知道，要说误人子弟，这可真是一点不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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