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林：【读书笔记】中国的巨债长城 (9)

• 在影子里做些什么

从广义来说，影子银行指所有游离在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  在本书中，作者用这个概念泛指所有传统银行贷款以外的信贷服务，包括了银行的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以及民间借贷。  在这个光谱比较保守的一端，它可以是企业债券，在比较创新（或高风险）的另一端，它可以是P2P这样的民间借贷。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影子银行还不是一个威胁性很大的问题。  与美国相比，它的体能还很小。 在顶峰时期，美国的影子银行有大约20万亿(trillion)美元的负债，相当于整个银行体系的两倍。  在2016年中期，中国的影子银行大概有8万亿美元，是银行体系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影子银行的大小问题，而是它发展的速度问题。  2008年，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影子银行，到了2014年，由影子银行借出的贷款，已经是GDP的40%， 两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一倍，成为GDP的80%。  这是个惊人的膨胀速度。 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贷出这么庞大数额的贷款。

如果这么庞大数额的贷款都流向了民营企业，那么这些资金可能会被有效地利用。  事实上，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了私营部门，但私企依然不断地抱怨借不到钱。  类似有利网这样从民间信贷开始的平台，也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模式。 刘雁南在2015年底告诉作者，贷款给私人小公司实在危险性太大。  在经济下行期，公司还不停地加杠杆，这样做实在太危险。 他开始逐渐把业务的重心由小公司贷款，转向个人消费贷款。

虽然从表面上看，影子银行的出现像是信贷领域的一场革命，但实质上，它只是一种新的集资方式，资金的流向基本没有改变。  影子银行极大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和房产的过剩问题。 一部分原因是银行系统利用了北京对金融创新的宽松态度。  2010年开始，北京多次指示银行要放缓对地方政府，房产开发商，以及重工企业的贷款。 银行表面上遵循着北京的意见，但在监管视线以外的地方，通过影子银行继续给地方政府和国企贷款。  为什么会这样？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北京开启了4万亿放水救市模式，银行响应，大规模地扩大了贷款金额。  2010后，北京想要收水。 但很多在救市中上马的基建项目刚刚开始，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才能完成。  在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不同要求和压力下，银行想出的折中的办法就是借助于影子银行。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是通过利率来调控经济的，但是中国不一样。  利率在中国行不通，利率在中国被人为地压低来补助国营企业。 而且国营企业还贷的压力小，对利率的敏感度就低，这使得利率作为调控工具就不那么有效。  所以国家调控经济的方法是直接告诉银行它们可以贷出的贷款总额。 但银行也有自己的私心，那个私心换作一句话就是要做大。 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想做大。 大银行代表着更大的影响力，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福利和好处。  从上到下，一直到分行的员工，每个人都有一长串的营业目标，贷款额的目标，储蓄额的目标，和收益的目标。 所以，当北京要收缩贷款时，银行的对策就是绕过监管继续放贷。

这里就要来说一说在银监系统内的另一位主要成员：信托行业（trust）。

为了弥补我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欠缺，我在网上找来了一篇介绍中国信托行业的文章。  下面是几个片段：

1979年国内恢复信托业务，同年10月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后信托公司纷纷设立，在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甚至有1000多家。不过在21世纪之前，由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统一的信托法（2001年才发布），导致我国信托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紊乱，2001年之前信托业经历五次大整顿，2001-2007年是规范调整的阶段，2007年之后银信合作不断深化让信托业迈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托业的每一次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和银行的合作，包括资本市场的配资、房地产与政信合作业务、理财合作业务、利用信托优势帮助银行规避监管等等，这期间，银行与信托相互鼓励与打气，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在助力银行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信托业的发展机遇，信托业规模也得以大幅增长，银信合作成为金融业中最为耀眼的创新业务。2012年，券商、基金、保险等领域纷纷依照信托业的模式，放开监管，中国所谓的大资管元年正是从2012年开始，银行与非银机构的合作造就了近5年的影子银行疯狂发展。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392088091708971&wfr=spider&for=pc ）

“银信合作成为金融业中最为耀眼的创新业务。”  这里所谓的‘银信合作’到底是怎样一种合作呢？ 本书的作者做了深入浅出地描述。

What makes trusts so special?  信托的优势是什么？ 简单地说，它可以做资产证券化。 也就是说通过财产信托的形式帮助银行信贷资产出表，来规避信贷规则地管制。  当北京限制银行的贷款额时，银行把多余的信贷资产(loan)交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通过挂牌和证券化的方式卖出去，再由理财产品或第三方机构接盘。  这样，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上，这些资产就暂时从贷款(loan)这一栏里消失了，而被藏在了投资(investment)一栏里，层层包装，变成某种优质资产，比如证券(bond)。   

这样做的第一个效果是把大量的贷款移出了银监管的视线。  当北京给放水救市刹车时，实际上，经济仍然享受着‘救市’的效应。  自2009年以来，银监管和银行就像是在玩着‘whack-a-mole’的游戏。  那个游戏就是你拿着锤子敲打一个不知道会从哪里冒头的鼹鼠。 银行和信托公司不断地创造新方法来逃避银监管的管制，而银监管则不停地出台条令和规则补漏。  

银行和信托合作的第二个效果是，当这部分贷款被包装成投资，离开了监管的视线后，银行就可以做一些在表内业务中不能做的事。  比如无视金额限制，无视准备金比例和坏账准备金等。

今天，中国的银行通过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深度合作，把信贷产品（loan）变成了层层包装，结构复杂的投资理财产品。  它们就像俄国的套娃一样，让人看不清底层资产的组成和风险。 这种操作如此地风行，很多小银行所持有地影子银行资产已经远超它表内的贷款业务，有的比例达到3:1。  影子银行已经严重削弱了北京对经济的控制。 银行一再降低影子银行的透明度，它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无法算出银行到底贷出了多少钱。 最后银行系统成了一部鲁布哥德堡机器（Rube Goldberg machine），也就是一种被设计得过度复杂的机械组合，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非常简单的工作。   

影子银行提供的另一种业务是类似于一种通道式的业务。  银行自己不直接贷款，而是连接理财产品和自己的企业客户， 从中收取中介费用。  这在理论上是个无风险操作，因为所有WMPs基本上都有小字说明风险是投资者自负。  但在现实中，银行在推销这些理财产品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们说成是一种无风险地投资，让投资者有着万一有差银行也会负责，钱也能拿回来地假象。

那么，当理财产品出了问题，钱真能拿回来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