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特别想见的是冷明。其实我俩见面的次数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了。 第一次见是在黎烈南家。那次也是我与黎教授初次见面。尽管我们是同一时间去的草原，却在离开锡林浩特后分道扬镳，他们被分配到西乌旗，我去了东乌旗。再相遇时却是四十多年后了。 那次一直是我们在聊天，冷明坐在一旁静静地听。 那时我对冷明的印象只限于他写了一本关于草原的小说，而具体写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听黎教授讲起，记的唯一的评价就是真实。也是因此引起我的好奇，很想找机会安静下来细细读。 第二次见冷明是在一次聚餐上。那次人并不多。加上我记得是五人。在民族学院那边一家蒙古人开的饭馆。喝奶茶，吃手把肉，然后聊起蒙古民歌及土尔扈特蒙古人。冷明依旧是坐在那里很少出声。聚餐结束，冷明把他写的小说送给我。说实话，在纸媒上阅读相比网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纸媒可以不讲究姿势、地点、环境，随时都可以进入阅读状态。而网络在当时就很受限制。其实那时我已经在网上下载了冷明的小说《为了你走遍草原》，只是几次都进入不了状态，没办法安静下来细细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读。 第三次是在2014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时间很短，还是相约冷明再次相见。这次是在他家。几个人说起了草原上的很多事，畅谈甚欢。 在冷明博客上看到过他描写草原的文章，最大的感触就是冷，最多的联想也是冷。因为草原的冷在我身上似乎烙上了印记，几十年都无法磨掉。更确切的说，就是每次读到那些片段时，都会被冷明的笔触带回严寒的草原冬天，还有那飞舞旋转裹挟起雪团狂暴砸在人身上的白毛风。就像那个时代，表面的红火很难融化人们内心的坚冰。我从来没有跟冷明说起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想到草原的初衷，可是感觉大概当初他选择到草原也许与我有共同的地方。有此一说，源于我们两个有相似的童年且年龄相仿。
1969年深秋，我正在放羊，突然接到家里电报，要我火速回京。父亲戴着“反革命”帽子被劳改多年，我插队一年有余，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归心似箭。十天后到家，没能见到父母，他们领着弟弟、妹妹，被强制轰回了四川老家。 大姐结婚不久，二姐当了工人，还有年逾花甲的奶奶，我一心要革命，奔赴祖国边疆，要把一腔热血献给党中央、毛主席，可现在有谁能知？我一个大小伙子在北京无所事事，无工资、无粮票、无户口，只能吃奶奶的口粮，父母一家生死未卜，心灰意冷，百无聊赖，恰逢牧民其木德、破丹僧来北京玩，我决意一起回去。 10月底北京渐寒，我买了顶栽绒帽，身穿蒙古袍，脚蹬高腰马靴，与好友一起到照像馆合了影，我就穿着这身衣服与其木德、破丹僧踏上了回草原的路。 坐火车到赤峰，听说西乌又是大雪灾，每年冬天，巴林左旗农民赶着驴车、马车到草原，用炒米换些油肉，其木德是大队会计，会几句汉话，心地善良，一向怜悯搞副业的穷农民，名声在外。我们来到左旗与西乌交界处，往日翻过麦日图坝就是锡盟草原，大雪把麦日图坝堵的严严实实，插翅也难飞过。 坝根乌兰坝村有个张姓包工头，自告奋勇送我们走黑里黑坝。老张头赶毛驴车，我们仨坐着辆胶轮小车，一匹瘦瘦的老马，驮着我们几个走了一天来到黑里黑脚下。黑漆漆的大山不见一个人影，老张头赶着毛驴车打道回府，幸好找到个用树枝搭起的窝棚，我们半蹲半坐将就一宿。其木德、破丹僧出身贫牧，一个会计一个主任，第一次出远门有备而来，他俩身穿羊羔皮里儿蓝绸缎面蒙古袍，既轻快又暖和，袖口是水貂马蹄袖，头戴火红的狐狸皮草原帽，脚蹬带毡里儿的蒙古靴。我把栽绒帽扎紧，只有一层薄薄棉花的夹蒙古袍穿在棉衣外，脚上是高筒单马靴，寒风刺骨，四周一片寂静，肚里饿，身上冷，打着哆嗦，盼着天明。 天刚蒙蒙亮，套上瘦马翻越大坝，没走几步，几个人全傻了眼。一条小路又陡且险盘旋而上，路上巨石挡道，老张头说黑里黑坝除了苏联红军打日本鬼子那时候走过一次，这些年从来没人走过，让我们恍然大悟。突然，灌木丛里的牛群让人眼前一亮，其木德、破丹僧不愧是经验老道的牧民，我们把牛群拢到一块，他俩慢慢靠近大犍牛，嘴里咂咂有声，用手一把抓住牛犄角，解下蒙古袍腰带拴在小车上，如法炮制，连抓了两头套车的犍牛，中间是马，两边是牛，一个人牵马，两个人在车轱辘两边，牛和马往上拉的同时，一边一个人搬住车轱辘发力，大约六七个小时，终于登上了坝顶。黑里黑名不虚传，南边树林密布怪石嶙峋，北边白雪皑皑，好像是两个世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雪地里老马不堪重负，我们只能走走停停，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天刚擦黑，摸到一处罕乌拉公社北京知青的冬营盘，吃饱喝足，第二天往罕乌拉公社走去。 老天仿佛有意考验我，清晨，飘起了雪花，不一会儿，白毛风扑天盖地席卷而来。 其木德、破丹僧用马蹄袖捂着脸在前面开道，我紧跟着小马车蹒跚而行，嘴里哈出的气在栽绒帽子边结成了白霜，单薄的马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又是一整天，筋疲力尽，天黑前总算到了罕乌拉公社所在地。 第二天，我们与大队七八辆买粮食的牛车结伴而行，人和车裹在风雪里，前面的人看不见后面的车，凛冽的寒风吹透身上的衣服，我用两只手揉搓僵硬麻木的脸，后来手也僵了，不知道身上哪个部位冻得更历害，更需要照料。一阵阵强烈的风雪不停地袭来，在耳畔怒吼咆哮，凶狠地撕扯我单薄的衣帽，刀割般刺痛着我的脸颊，简直要把栽绒帽下的脑袋揪下来。在狂风暴雪中，几乎难以呼吸，像有个魔鬼用铁爪把人紧紧抓住，拖进地狱。昏天黑地，什么都看不清，风一直刮，雪一直下，天寒地冻步履维艰，坐车吧，会把人冻僵，走吧，一天没吃东西，我虚弱得简直要一头栽进雪里。牛鼻孔里喷出的热气被刺骨的寒风向后吹去，牛嘴巴、鼻子、眼睛、眉毛冻上了一团团冰雾。出奇的寒冷让健壮的牧民在牛车上坐不到几分钟，就要跳下车，趟着厚厚的大雪一步步艰难地向前跋涉，有这样一个交通工具，毕竟不会把人抛弃在荒山野岭。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十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体壮如牛穿着铠甲似皮衣的牧民在寒风中疲惫不堪，一长串牛车在风雪中一步一步缓慢挪动，暴风雪越刮越猛，我坐在牛车上蜷缩成一团，身上、头上都是雪，好似一尊冰雕。 冰冷的大队部空无一人，其木德一家收留了我。大嫂用自家白茬羊皮缝了顶草原帽，白惨惨又丑又大的羊皮帽遮住我流脓淌水满是冻疮的脸，几天后，我骑上马与其木德、破丹僧又踏上了二百里外走场的征程。十八岁与死亡擦肩而过，殊不知，这只是我在草原二十二年的开始。 二十二年。什么概念。 那是我32岁那年，孩子快要出生，在医院产科门外焦急等待。同时还有一年轻人。就好像难友似的，相互间都想安慰对方，于是就闲聊起来。我问他今年多大。他的回答使我吃惊不小。他说，我们都是22岁。我与他竟然相差十岁。也就是说，他及夫人都是22岁。 看到冷明这篇文章的结尾，使我不由想起这件事。 22岁，有些人成为人父人母。也算是成就了一代人。可是每个人在这22年里的经历却是那么的不相同。 这次回国，到北京后就在微信上联系冷明，商量见面的事。冷明在微信上让我找些当年在草原生活过的朋友一起热闹一下。我自然就先想到了刘玉平。于是赶快设法联系。好在最终联系上了。预定在安定门内的车撵店胡同，那里有一家内蒙人开的小餐馆，叫蜗牛食堂。名字满怪的。 草原上回来的朋友多是忘不掉奶茶、奶豆腐、手把肉、羊血肠的。要想在城里吃到这些也只能找蒙古人来京开的饭馆。这家蜗牛食堂是经人推荐后在网上找到的，谁也不知道那里的手把肉和奶茶地道不。 约定是上午十点半在蜗牛见面。我去得比较早，是想顺便沿路看看。以前在交道口盖过楼，应该说对那一带是比较熟悉的。所谓熟悉，该算作历史，重新走过却无处不新鲜，老安内的影子几乎寻不到，可见变化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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