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ZT 小弟：我家的保姆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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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保姆（旧称“娘姨”）姓吴名阿英，绍兴人，憨厚老实，壮实干练，勤奋节俭。她的命堪比祥林嫂，儿子夭折，丈夫早亡，年轻守寡，30来岁就到上海帮佣谋生。缘分是天定的，她这一辈子就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我出生后一直由姨妈在昆明带养，到三岁时才送回上海。那时阿英已在我家帮佣了。我从小性格就有点叛逆，父母都不太喜欢我。我爸喜欢我小姐姐，我私下叫她马屁精，一直黏在我父母身边。我妈最宝贝我大哥，他是唯一由妈妈亲自喂奶领大的，特有感情。我哥也争气，各方面表现都好。难能可贵的是我妈还特别支持我哥追求进步，我哥中学就入了团，当了班干部，毕业时他响应党的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投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一如既往地支持他。那时她已不幸患了癌症，但她义无反顾，支持我哥远赴关外。1960年我母亲癌症复发并有转移，病入膏肓。临终前几天，我父亲问她：“打电报让大弟（我哥哥）回来一趟吧？”她沉思了一下，说了一句：“算了，他的学业重要……”我母亲临终的前一天，把我们姐弟叫到床边，作临终嘱咐。我清楚地记住她其中两句话：一是要好好学习，二是要听阿英的话。那时我才上初中，还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后来我渐渐明白，她把我们交给阿英照顾，也把阿英的终老交给了我们。

我来到上海，就是阿英照管我。小时候我经常惹是生非，招来母亲打骂。她对我的特有称呼就是“小赤佬”。呵呵，还是用云南口音说的，怪怪的，我至今回想起来还会忍不住失笑。其实我妈很善良，她对朋友，对下人都很好，只是对我要求严。我又特别淘气，才惹得她又骂又打。家里面也只有我享受到这个待遇。一到我妈发威时，我的保护神阿英就会冲出来，让我少挨很多板子。妈妈罚我不给我吃东西，可阿英会偷偷给我留着。其实这也瞒不过妈妈，她也眼开眼闭，只要达到教训的目的就好，总要有人唱红脸才行吧。

现在想想阿英真辛苦。一家六口的衣食住行都要管，每天要洗多少衣服被子。我家客人又多，经常要招待朋友打麻将到晚上十一、二点。阿英不但要准备午饭，晚饭，还要烧夜宵；客人走了，还要收拾桌子和房间。第二天一早五六点钟就要上菜场买菜，又得一直干到午夜。好在打麻将的赢家会赏点小费，阿英也苦中有点乐了。阿英很勤奋的，在母亲的调教下，她的炒菜手艺也进步很快。平时无论小吃大宴，都是她独当一面，老妈难得下厨。不过我们都盼我妈下厨，她还真有几手绝活是阿英学不来的。每年春节前，是阿英最忙的时候。凭票供应的年代里，早上五点多把我和姐姐从被窝里拖出来，顶着寒风带着我们从南京路富丽绸布店边上的弄堂穿到陕北菜场，把我们一一安插在各个卖鱼卖蛋卖肉的摊头上，等六点开秤买年货。我们站一个小时都叫苦连天，可阿英呐，她可是二三点起床，到菜场联合一帮保姆，这边放个破蓝，那边放块砖头……然后各管一摊，维持次序。到五点左右就赶回家，把我们拖过去帮忙站队。我们回来还能补睡懒觉，她呢，忙碌的一天才刚开始呐。

阿英好节约，她是全心全意地为东家做事，买菜讨价还价，努力为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平时吃饭她从不上桌，我们吃完后，她就在厨房内胡乱应付一顿。她喜欢用臭冬瓜，“海菜菇”等宁波咸货下饭。但偶尔她也会自己享乐一下。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的日子都很苦，阿英去绍兴探亲带回来一只老母鸡，就邀约了几个都是在上海帮佣的绍兴同乡，在厨房里烧了一大锅，每人分一大碗，品着绍兴黄酒，美滋滋的大快朵颐。我偷偷地在厨房外看着她们，阿英看见我，就拿了个小碗，在自己碗里拣了几块，赏给我这个少爷吃。嘿，我这少爷吃佣人的东西，真有失身份。要是我妈当时还活着，呵呵，小赤佬又要吃“麻栗子”了。

1965年我父亲病故后，阿英的责任就更大了。家里收入锐减，她更精打细算了。文革初起，家里遭到父亲原在工厂的造反派毁灭性抄家。造反派头头警告阿英：赶快与沈家划清界限，离开沈家自谋出路。阿英却倔强地表示：我就是死也要和小妹(我姐小名)在一起。（我当时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头头火了，把她的东西也抄出来。她辛辛苦苦帮佣几十年，有点积蓄。造反派头头质问她哪来那么多钱，是不是为小姐姐转移的财产？老实巴交的阿英也发火了，指着他的鼻子说：“先生（她对我父亲的称谓）每年春节请你们吃饭（以往春节期间，我父亲都会设家宴，请厂里的一批职工和技术骨干一起迎接新春。），我给你奉上元宝茶，你不都有赏钱给我的吗？”那造反派头头顿时语塞，当场下不了台。

扫地出门后阿英和小姐姐就搬到一间亭子间相依为命。她的侄子劝她搬出来去他家养老，她不肯。她还是照看着这个上海只剩一个成员的沈家，让在外的我们兄弟姐妹还留有一个“家”的念想。她再没有工钱领了，有时还要倒贴家用。她铭记着我妈对她的临终托付：”帮我照顾好这个家。”1970年我回上海工作，和小姐姐，阿英蜗居在一起。尽管物质条件不如以前，但生活却很温馨，很充实，很快乐。

我们的生活慢慢地走上正轨，境况有了改善。我对阿英说，我一定要让她过好日子，为她养老送终。她好高兴喔，她说我妈妈就对她保证过，将来沈家就是她的家。她相信这些她一手带大的孩子会照顾她，将来可以快快乐乐地享受晚福，所以她对沈家永远不离不弃。可惜天不借人寿，阿英年轻时操劳过度，有时不注意饮食，不幸得了胃癌，而且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无法手术治疗。我们一再自责为何没有早期发现，耽误了阿英的病情。在这以后我们尽心尽力护理阿英，四处找名医为她减轻病痛。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回报她太少了。最后几个月，我经常在半夜背她去静中心医院挂急诊。急诊室有个年轻的女医生很干练，好几次去看急诊都遇到她当班。有一次阿英大吐血，我请求她救救阿英，给补点血。她对我说：“你母亲已经是晚期癌症病人，现在血源紧张，一般不能开方子输血。”我对她说，这是我家保姆，从小把我带大，我希望……医生沉默了，转手就开了400CC血给我。这血吊得真灵，阿英有一个星期可以正常地生活。以后医生陆陆续续开过三次血袋，延续了阿英的生命。真感谢她能理解我们家属的心愿。阿英最后在静中心医院急诊室临时观察室住了二十九天，我基本上每天通宵伴夜，白天继续正常上班，最后实在感到疲惫不堪。

阿英虽然有点积蓄，但在抢救期间，我和小姐姐不约而同地都用自己的钱为她交付医药费，从未动用阿英一分钱。阿英死后她的遗产我们全部都交给了她的侄子，我们心里只感觉要还她一份情，以求良心上的宽慰。

阿英走了，但我永远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