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木：真假慈善

俄州高中女生的力气真不小，把一袋一袋的麦子抬上了平板车。

1984年衣索比亚大饥荒，这些高中女生帮忙装运援助物资，装完後说“明天见”，开着老旧农用卡车回家了。当时公司同事们也都出钱出力，我也响应了人事部门的呼吁，固定扣除部份月薪，直接捐给United Way（联合劝募协会，简称“联募”）。

联募是名气响当当的大慈善机构，数年来我捐的累计数目不小，得到的唯一正式回馈是个金色领带针。但我从来没想太多，一直相信他们至少会给装运物资的女生们买点甜炸圈和咖啡。几年后，某一天看到了个“17岁女经理”新闻报道，突然像吃了苍蝇的反胃恶心。 我把那个有他们商标的领带针丢进了垃圾桶，决定停止给他们的捐献。

联募几十年的老总Aramony生活奢华，贪污数百万美元善款，先搞了22岁的Lisa Villasor，再搞她妹妹17岁的Lori。 他让这个幼稚女孩住进了纽约豪华公寓，出入有专派司机的大礼车，华衣美食外，还雇她当房地产部门的“经理”， “$27，500 compensation for an hour or so of her time”。“老牛吃嫩草”从 1986年起到1992年，其间的娱乐与飞行等庞大开销多以“用于客户”销账， 1995年被判刑七年。 

我曾对某仁者说“您是真慈大善啊”，他扳起面孔说“你胡说啥？这些事就像我们服兵役的义务，是累人的苦差事，做人的义务有什么真假大小？只是偷懒的程度不同而已。”  好人会犯错，坏人会心软，每个团体或个人的义行善举说不上真或假，只是努力用心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白到黑有千万个灰色， 一切都是相对于时空背景的光明或阴暗。同样的一杯水，给沙漠干渴行人的救命，比较于给歌厅女郎的润喉，作用相差甚远，但是这一杯水本身没有善恶真假。本文以“真假慈善”为题，绝无针对个别团体或个人的用意，我们只是聊聊时空背景下的相对真情假意。本文插图中多数有条中间横切的白线，没有人有资格在慈善道德上划“红线”，我用的是白线。把个人比较欣赏的放在上方，没有严格的真假分界。白菜萝卜、清爽麻辣、淳朴龌龊、真慈假善，纯属个人体验观感。

东方红，太阳升，2011年中国出了个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玛莎拉蒂跑车是20岁时的生日礼物”。 哎，炫什么呀？人家Lori 17岁就有专人司机的大礼车，手都不必碰方向盘的。

多年前我曾到慈济医院探视亲人，颇为感佩穿着棕色袈裟的义工们，当时某友提及他对慈济功德会与对“上人”的疑虑。一尊三十三万台币的“宇宙大觉者”行销后，我才发现某友的疑虑都是真的。

特丽莎修女说：“我开始救济事业时，有次给了个印度妇女一小袋米，她分了一半给邻居，说别家孩子们也没得吃的。自己都不够的时候，还能分给别人，我受感动了，才全力投入慈善事业。”  一小袋米，在她那里都是功德， 教皇送她的豪华轿车，她也马上换取善款。 慈善事业需要运粮卡车，不需要豪华跑车，您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所修福智仍无尽？ 大陆开始有人饲养猴子和某些水产，专门卖给“善心宗教人士”在广东等地“放生”。

许多善行恶状是台湾传过去的，宝岛上许多庙是金光党开的，在“宗教自由”和“慈善公益”的招牌下营生。 他们做了很多好事，盖了世界上曾经最壮观的佛像、最金光闪闪的寺庙。 他们会在“公益”的招牌下圈划土地谋取暴利，也会在“慈善”的招牌下免税免责。 他们崇尚“医疗项目的自由”，盖了先进的医院，当然也传统封建地“放生”“化缘”。 他们一批又一批地买来毒蛇，给它们颂经劝善，然后拔了毒牙“放生”。 请问：听了经的蛇，牙拔了就不会长回来了吗？

南亚海啸、汶川地震过去多少年了？ 到了2015年初， 慈济两次灾难善款结余三十多亿台币，她们没把钱用在灾区，把钱拿去炒地皮了，在环境保护区扩大“行善基地”。 

胸前挂了十字架、剃了个和尚光头、拿了本宝书，某些慈善家们就有了“道德的制高点”，说“政府要配合我们建立行善基地”“民众要相信我们的善款使用”。  有些人只是节假日在超市门前摇铃铛，您爱给不给铜板零钱您随意，有些人声色俱厉“您不给，您下地狱”。

有些企业家们腰缠亿贯，他们对公益事业有所贡献，人们当然鼓舞称颂。 有些人真的普及疫苗，改善饮水与居住卫生，消灭疟蚊和苍蝇。 有些人不一样，例如我们宝岛出现的“康师父”，他们魏家乐善好施、捐献慈济、热心公益。“康师父”从越南转口地沟油，使用德国先进下水道处理设备提炼，成品掺混装入精美食油瓶罐，高价出售，台湾每人平均吃了2公斤地沟油，如此“公益”。

大陆巫山平河乡有个女孩曹瑾，大学毕业后回到大山任教。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毕业，她忽视了严重病情，後来写下捐角膜遗书，医治无效年仅23岁（2011年）。 我也曾经是高山上的小孩，明白山区老师们的爱和奉献。我用过“女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为了那些给我关爱和器官的人们，我想好好地利用我剩下的生命，必须为“她”多走走多看看。

今年一月，大陆歌手姚贝娜英年辞世， 她是个用心肠唱歌的人。她的角膜一个留在了深圳，一个给了成都。

我的朋友，一个世界顶尖眼医，曾数次被邀赴华，例如庆祝香港捐赠的眼科“健康快车”。 他的医术医德很好，到了中国吃吃饭玩一玩讲讲学外，他情愿做些更有意义的事，例如建立眼库鼓励及处理角膜捐献。 他也去过印度培训医生，说“在捐赠器官上，印度远远领先中国，现在印度眼医能力赶不上角膜捐赠数量，出现了交叉。”

中国器官捐献比例与需求缺口非常巨大，曹瑾，贝娜，妳们把光明和希望留在了人间。

美国有许多慈善募款机构，例如“救火员慈善基金”“伤残警员基金”“失踪少年协会”“癌症存活协会”等，人们捐献给他们的钱，大部份被“募款专家”拿走了，其余扣除办公费用，剩下可能不到10%用于公益。

2013 年，在导演李安推荐下，陈树菊列名于美国《时代周刊》百大影响力人物。卖一把白菜、卖两条萝卜，陈树菊在台东市场卖菜四十多年，勤俭营生，菜摊收入多数捐助貧困学童。捐给了需要的人，“那天就会很好睡”。

2015年2月，81岁“卖梦阿嬤” 莊朱玉女告别式中，花篮花圈摆满了整条街，三千人中许多陌生人，葬礼隆重超过许多达官贵人。一个便当、一个自助餐，阿嬷只收码头苦力和游民们十元台币，客人没付钱也行，“不要紧、不要紧，（你做劳力活的）要吃饱，要吃饱”。

清苦人默默地疼惜着劳力人，有些富豪却高调地宣扬他已经捐了多少。“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有些国际知名巨豪，劫贫济富后再吐出一小部份，主要用于他慈善事业的宣传和公关。中国万科集团的王石说“在中国做公益，公共空间本来就不够大”，对不起，在任何地方做公益的空间都无限大。任何公园和沙滩，您都可以捡起些垃圾；再富裕再繁荣的社区，也有几个付不出手术费的病人，或者被霸凌欺负的可怜人。做公益，没有施展空间不够大的问题，只有心意大小和资源能力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到抢钱杀人会影响到你父母？”   有些罪犯回答“我连想都没想”。  他们说话时基本是含混的“腹语”， 嘴唇都懒得动，脑袋更懒得动。  小孩长大时，大人们要教他们说话要好好说。路要好好走，要绑好鞋带，走路不要拖脚跟，掉下的东西自己捡。“一步一脚印”，不是两条平行线。  “三岁看大”，到十多岁时，家里和学校没教会的东西，只能由社会逐渐地残酷教育。

2015年6月，我在川藏公路上看到有些石头漆着红白条。  有些石块一两个人就可以挪开，我第一个感觉是过路人们的公益精神太差，后来看到山崖落石随机出现，我想这些明显摆在路上，让人加强警惕的红白条石头是有意义的。

“我爸是李刚”，节育少子化的时代里，四个老人和两个忙碌夫妻常常惯出来个小皇帝。 想要孩子们养成自立，要先让他们学点钓鱼杀鱼等动手动脑。从小不爱动脑思想的，将来更可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世界上最土豪、最假慈假爱的是什么？  他孩子认为盘子上煎好的鱼才是鱼，土豪爸爸他自己还洋洋得意“俺钱够用八代人，孩子不必苦”。

2011年，我在湖南凤凰古城旅游，看到家长们接小学生放学回家。 我问“为什么你们只接自己的孩子？如果小区父母轮流接送，可以节省大人们的生产力” 。 “只有自己接才放心”，校车呢？ 老师呢？  “太麻烦，太费事。”  我猜：他们缺欠对孩子同学父母的基本人性信任， 如果邻居间的善意互动都排斥疑忌，怎么可能对外人主动出手援助？ 几天后，我在深圳看到的情况好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尚幸没有荡然无存。

有些亚裔企业家或慈善家，拼命地想跻身西方精英贵族行列，能被罗斯柴尔德等家族摸头的是莫大荣耀。 其中少数人满嘴“公益”“扶贫”，却是放纵身边人巴结权贵、造孽于弱势族群，作威作福。  您捐了几个亿的当然是大慈善家， 那些时时捐个铜板、献个血的也是个慈善家。

有些城市血站建立了“稀有血型荣誉QQ群”、“熊猫血联谊会”，发挥了强大力量。 听到救援公告后，成员们放下手边工作赶去献血，挽救了垂危的生命。这些人的无私真爱，我们要给他们鼓掌叫好。 “万一我们哪天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也一样地会赶过来的”。 我们要“大大方方地接受陌生人的温馨，平平静静地回馈给其他的陌生人”。

人家强迫你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您心不甘情不愿也必须做的，是奴役的“役务”，不是义务。慈善是一种有意义的做人“义务”，不是役务，是一种必须的担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出手，量力而为。例如：一个老阿婆摔伤倒地，离她最近、给于或呼叫救护最方便的人必须采取动作，这不是慈善，而是真真正正、不能逃避的做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