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林：【学习笔记】 走出中世纪 （5）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

施耐庵（1296年－约1371年）。  

（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Francesco Petrarch（彼特拉克1304-1374），出生于一个流亡的佛罗伦萨律师家庭。  童年时，全家搬至法国南部小城雅维农，追随罗马教皇克莱孟五世。  长大后被送去学法律，但他真正的爱好是文学和诗歌。   这段大学的学习让Petrarch深感中世纪经院派教育的弊端，视这7年为浪费的时光。

中世纪的大学由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派哲学占主导，强调逻辑和推论。  大学的教育又以神学，法律，和医学这三种职业的训练为中心。  Petrarch认为那些美好的哲理只是精密地被证明在纸上，对人的行为，特别是现世的生活缺乏真正的帮助和引导。  他认为文学和诗歌更能教会人美好的生活， 因为文学能触及人的灵魂，从而更有效地传授道德。  他也反对以职业训练为中心的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是启发人如何去生活(how to live  a good life)。  Petrarch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生活和内心世界。 他曾效仿书中的古罗马先贤去登山，仅仅为了体验一下会当凌绝顶的感觉。  在中世纪，没有现实的原因，也不为宗教的仪式，完全休闲式的登山是极少见的行为。

Petrarch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到了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程度。  美的文字对他而言已经是心灵和思想的需求。  这和中世纪拉丁文在教会中的工具地位已大大地不同。  他在古典的著作中看到一个灿烂的文明，远远超过身边瘟疫横行的14世纪的欧洲。  那个古典的世界让Petrarch着迷，他写了一本叫做《Letters to the Ancient Dead》的书，全是他给那些古典大师写的信，特别是西塞罗（Cicero）。  Petrarch把西塞罗看作人生的楷模。

中世纪的圣人都是献身宗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而作为罗马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演说家，和政治家的西塞罗，则给Petrarch为代表的早期人文主义学者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榜样。  在神学的领域之外，在世俗的社会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一个杰出和优秀的人，并凭借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  这样的人生是一种崭新的人生，是一条在惨淡的14世纪给人以希望和激励的人生道路。    这样的人生也是一种世俗化的人生。  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倾向是很明显的，但也常被后世的学者夸大。  原因之一是这些对人的重视，对现世的重视，在艺术中由抽象转向真实具体的追求，凡此种种都没有导出意大利文艺复兴任何的反宗教倾向。  相反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文艺复兴的艺术更是绝大多数都以宗教题材为内容。  这一点和以后的启蒙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有着空前的世俗社会的空间，和世俗政治的需求。

Petrarch本人写一手非常漂亮的，可以和古典大师媲美的拉丁文。  他的难题只是找不到足够的古典大师原典。于是，挖掘和收集古罗马和古希腊典籍成为Petrarch花费毕生精力所投身的事。   1326年，父亲过世后，Petrarch学成回到雅维农， 放弃法律而专心写作，在此期间发表了很多诗作，渐渐在欧洲名声鹊起。  他在教廷谋得一职，使他有机会游遍欧洲各大修道院。  在各个修道院的图书馆中，Petrarch发掘了很多从古罗马时代埋藏下来的古典书籍，其中包括西塞罗和李维（Livy）的著作。 

当年罗马被蛮族攻陷时，很多珍贵的书籍被藏了起来，以致被后世遗忘。  它们被尘封在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图书馆和其他角落里。  很多装订成书的抄本既没有作者也没有书名。  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学者开启了一个挖掘古典的运动。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其中，访遍意大利和欧洲各个修道院。   他们甚至开辟了一门专门研究语言变迁的学科，语言学（Philology）。  当时主要研究的是拉丁文的变迁，有些学者还研究一些罗马大师的文字风格，能够从故纸堆中鉴别出他们的作品。    

Lorenzo Valla （洛伦佐·瓦拉 1407-1457）, 一个15世纪的神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和语言学大师，曾经写文章论证被罗马教廷声称为来自康斯坦丁大帝的《Donation of Constantine》（《君士坦丁的捐赠》）为赝品。  据此文献记载，康斯坦丁大帝把整个西罗马帝国敬献在教皇的权利之下。 《君士坦丁的捐赠》是罗马教廷声称教皇高于世俗皇帝的重要凭证。  但瓦拉用语言学的分析方式，证明了那个文献的拉丁文不可能是公元四世纪（康斯坦丁时期）的拉丁文，更应该是写于公元8世纪左右。  这个例子让我们窥见了人文主义所带来的世俗知识的力量，以及它在今后的历史中将要产生的巨大作用。

Petrarch是这个古典挖掘运动的先驱和创导者。  他拜访了一个又一个修道院，在那些又冷又黑的屋子里一本一本地阅读和鉴别。  他发现了传说中已经失传了的西塞罗书信集。  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认识到中世纪的拉丁文是一种衰败了的拉丁文。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曾经灿烂辉煌的文化几近消亡。  那些流传下来的有限的古籍，经过修道士的传抄，很多字句遗漏不全，一些词掉了词尾，句子的结构也不再完整。  拉丁语本身丧失了原先生动和精准的表达能力。 

Petrarch从语言的变迁中领悟到历史的变迁。  他开始把历史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称古罗马时代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自己身处的时代为夹在中间的“黑暗时代”（Age of Darkness），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对古罗马经典的学习，重建下一个复兴的时代（Renaissance）。  Petrarch因此被认为是发明“Dark Age”概念的人。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把圣经中的历史当作唯一的历史，认为历史是连续而很少变化的，认为自己还生活在圣经中描写的最后一个时代，罗马时代。  他们虽然也读西塞罗和 维吉尔（Virgil），但会把那些罗马作者想象成和自己同时代的人，比如把西塞罗描绘成一个马上的骑士，等等。  Petrarch改变了这种历史的概念，在圣经universal history的框架里，引入了现实的历史概念。  这些看似小小的改变，慢慢促进了文艺复兴中开始的现世和宗教的剥离。

Petrarch从未回到佛罗伦萨定居，他的思想更多地通过他终身的好友Boccaccio（薄伽丘）对当时的佛罗伦萨产生影响。  很多人通过《十日谈》（《Decameron》） 知道薄伽丘的大名，但其实他更是文艺复兴早期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  Giovanni Boccaccio（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出生于一个佛罗伦萨的富商家庭。  和Petrarch一样，Boccaccio从小被送去那不勒斯学商。  在那不勒斯的宫廷里，Boccaccio接触了旧式贵族的生活，也从宫廷的学者那里知道了Petrarch的名字和他的著作。  他还花了六年时间学习法律，结果法律也没有引起他太多的兴趣。  最后他把精力投向了诗歌，在那不勒斯完成了一些他的早期作品。

Boccaccio在1341左右回到佛罗伦萨，他的父亲受大银行Bardi的影响破产。  Boccaccio的生活转向贫困。  不久，父母死于黑死病，他开始参与佛罗伦萨的政府工作，并同时开始《十日谈》的创作。 

1350年，他被安排招待来访的Petrarch。  Petrarch住在他佛罗伦萨的家，两人一见如故，Petrarch从此成为Boccaccio的精神导师，鼓励他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  Boccaccio曾力邀Petrarch来佛罗伦萨大学任教，Petrarch拒绝了，然而两人保持了非常频繁的书信交流，成为终身的挚友。

Boccaccio在佛罗伦萨的社交圈聚集了很多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比如在1360-62年期间住在他家的Leonzio Pilato（皮拉托）。  皮拉托在拜占庭生活过，而当时的拜占庭以希腊文为主要语言。  是他帮助Boccaccio学习了希腊语。  在Boccaccio的运作下，皮拉托担任了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讲师。  1375年，Petrarch从一位拜占庭使节那里得到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本，但Petrarch的希腊文还不足以阅读荷马。  于是在Boccaccio的引荐下，由皮拉托首次把《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翻成了拉丁文。  当Boccaccio和皮拉托带着译本来见Petrarch时，Petrarch激动得跪倒在两位访客的面前，而当时这两位的名声远在Petrarch之下。 由此可见那时候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研读古希腊文典是多么的困难重重。  从1361年起，人文主义学者的希腊研究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而Boccaccio就是早期希腊文研究最重要的创导者。

从Petrarch到Boccaccio代表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文主义。  那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还只是在有限的学者之间。  直到14世纪的晚期，佛罗伦萨开始了一系列由政府推广，以人文主义理念为指导的大规模公民教育运动，人文主义由此在意大利遍地开花，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个运动也被称为“Civic Humanism”，它的推广主要归功于佛罗伦萨的两任首席执政官，两个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Salutati（萨卢塔蒂 1331–1406）， 和Bruni（布伦尼 1370-144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