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风：乡村小路　带我回家 (旧文)

童年的记忆是一串散落在记忆的每个角落里的珍珠，串联它们的时间的梭线已不再完整。在岁月的尘土将它们完全掩埋之前，我提笔随意地记下来，以成为永远的回忆。

◇　秦岭的大山

　　留在脑海里最早的童年记忆，是在秦岭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渡过的一段时光。父母曾在村外的一个地区水泥厂工作过几年，而我，更是差一点就出生在那里，并且后来还随父母在那里居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

　　小村姑且叫它杨村，隶属商洛县。从小村去县城要翻三个山头。村里是没有任何机械化的交通工具的，要去县城完全靠两条腿走。村里有些老人一辈子就没到过县城。水泥厂当然是有车的，三天两头进出拉买来的器械零件，送生产出的水泥。所以在厂里开车的一批司机就成了厂里乃至附近村子里最有名气，最有人缘的人了，他们每次出车，总会有人求他们带这带那，如果有人想搭顺脚车去县城，车上拉的东西不太满的话，司机也会让人坐在车厢里的水泥袋子中间。其实去县城的山路很颠簸，若又赶上风大，对坐在车厢上面的人实在是一种考验。即使是这样，和自己走路去县城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能搭到顺风车，还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事。

　　我们家不用求司机带东西，因为父亲是厂里的采购员，时不时就要出差到县城或是省城。父亲出差当然也是搭厂里的车，不过他就不用蹲车厢顶上了。父亲为人磊落热情，又加是身居“采购员”这样说大不大，但却是人人眼里的“肥差”的职位，厂里的司机都是他的好朋友。所以父亲无论是搭谁的车都可以享受到坐驾驶室的待遇。

　　记忆里随父亲去省城出差过几次。每次都是先到商洛县城住一夜，然后，父亲只是简单地告诉我，第二天要再翻三座大山头才能到省城。和后面这一段山路比起来，从村里到县城的路虽颠簸，却不怎么危险。去省城的那段山路不仅陡峭颠簸，还多大的下坡，多突然的拐弯。窄窄的土路两边没有任何护沿，一溜下去是深深的沟，要站在路沿边上才能勉强看到沟底，所以这条路上三天两头有致命的事故发生。车子只要失去了控制翻出土路面，就会一直翻到沟底才停下来，里面的司机如没能及时跳车，十个有十个会送命。出了这种事故，通常只能等有过路的车带信到县城，再由县城派车派人想法来搞清楚出事的是谁，然后再通知相应的单位来收尸。如果车翻的不是地方，有时连收尸都很困难，至于车和车上的货物，更是只好永远地留在沟底了。那个年月在秦岭大山里开车的司机，在每个象杨村那样的地方都是被众人无比地羡慕着，景仰着。然而在他们的头顶上，是时时悬着一把催命的利剑的，一不留神，就会落个尸横荒野，永难回家的下场。

　　在这样交通极不方便的地方生活，医疗条件自然也是极差。村里是有一个世传的医家，可那也不过是认识些草药，治些死不了人的小毛小病而已。自从水泥厂开在了村边，厂里的医务室就成了村里人眼里极神圣的地方。然而一个偏远山区水泥厂的医务室又能有什么技艺高超的医生呢？有了急病重病，还是只有往县城里送。好在厂里有车，不论是工人还是村民有急病，还是基本能得到及时救治的。但是，若正好赶上天气极不好，事情的严酷就显出来了。比如说天下暴雨，山洪爆发冲垮了山路，那么厂里的车就没法出动了。这样的事正好发生在我快要出生的那个夏天。

　　父母亲告诉我说，他们为了在哪里生我颇费了一番思量。当时他们刚进厂不久，还处在接受再教育，被群众监督劳动的阶段。这离后来父亲得到大家的普遍信任并被任命为采购员还有很遥远的一段岁月。他们当然不放心当地的医疗条件，外婆也来信希望母亲去她那里生孩子。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母亲怀了七个月的身孕，还是要每天推车给搅拌机上石子加料，做着一般男子做的重体力活，父母亲实在是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厂里的批准请假提前去我外婆家生孩子。

　　不知是出于怜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水泥厂的厂长最终批准了母亲在预产期前的两个星期去我外婆家生孩子。父亲是不能同往的，必须继续在厂里劳动。幸亏厂长及时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就在母亲搭车离开厂子几天后　（母亲一路颠簸了两天到省城去坐火车回外婆家，我竞没有因此早产，也是奇迹），当地罕见地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将村子到县城的路完全冲垮，并将电话线和电线也冲断，厂子和村子与外面的联系被完全隔绝了好些时候。那条土路，直到母亲生完我休够产假回厂时，还没完全修好。

　　母亲和我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天灾，然而父亲的一个同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的孩子正好也是在这场灾难来临的时候要降生，偏偏又赶上难产，厂里的医务室对付不了。怎么办？那个年轻的即将第一次成为父亲的小伙子毅然决然地借了村里的一辆手推木轮车，铺上几床被子裹住了正在临产挣扎的妻子，和几个自告奋勇的好朋友连夜上路了。据说他们几个轮流推车，一刻没停地在泥泞的山路上蹒跚了一天一夜，几经艰难和惊险，才赶到了县城的医院。所幸的是，最后母子均安。

　　母亲生我时也是难产，进的又是外婆工作的大城市的医院。就是这样，我出生后还是在婴儿急救室里住了两个星期才得以回家。很难想象如果母亲没有得到批准回城生孩子，我们母女的命运会是怎样？为此我这一辈子都感谢当年水泥厂的厂长。

◇　大山的儿女

　　秦岭的大山孕育了我。我是大山的女儿。母亲一直说，她和父亲虽然祖籍都在江南，我却长得更象一个北方的孩子。也许是母亲怀我的时候秦岭大山里水土的滋润吧，也许是童年里随父母在那里度过的岁月的熏陶，我也一直以为我是大山的孩子。

　　山里的条件虽然贫乏，但山里的孩子自有娱乐的办法。记忆最深的，便是比赛爬核桃树。核桃是秦岭山南的一大特产，野生的核桃树到处都是。只吃过核桃没见过核桃树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核桃那棕色的硬壳是从青色软皮变来的。在核桃果实的软皮刚刚泛青的时候，我们这帮半大不小的贪嘴的孩子就开始爬树摘青核桃吃了。低处能摘的摘完，下面就是比试各人爬树本领的时候了，谁能上得了最高的枝叉，摘到最多的核桃，谁就自然成了一群孩子拥戴的领袖。

　　村边有条小河，河水极浅，只到五六岁孩子的膝盖处，人人都可以徒步涉水在河里走几个来回。河水这么浅，游泳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夏天的时候在河水里打打水仗可是又凉快，又过瘾，还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河对岸有一片野生棕叶林，每到端午节前，各家的孩子都会跟着妈妈带一个大桶来摘棕叶。摘好的棕叶直接在河里洗净了再放入桶内带回家去。野生的棕叶虽不如我后来在江南看见的宽，但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包出的小粽子还会被染上一点淡绿色，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

　　陕南的大山里还有一样土产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口中生津：樱桃。俗语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可当年在杨村，人们也没把樱桃当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许是托哪一代老祖宗的福吧，村边的那几棵大樱桃树也不用去管它们，年年都能结满树的樱桃。村里的人好象并不怎么爱吃樱桃，熟透的樱桃任它们落到地上。水泥厂的工人就知道樱桃的稀罕了，尤其是象我父母亲这样的外来城里人，这可是在城里花钱也买不到的新鲜山果啊，母亲每到季节就天天去摘一饭盒带回家，全家老少吃个痛快。离开杨村后，我再也没有那样痛痛快快地吃过樱桃。

　　秋天里落叶的时候，孩子们最流行的游戏是“斗老将”。用落叶的叶柄互相勾住，各人的双手攥紧两端，一二三一起用力，谁的叶柄先断就输，重新找了结实的叶柄再来。玩这个游戏玩久了，我就摸出了门道，最具韧性的叶柄并不是那些看起来粗大，颜色还有点泛绿的叶柄，要挑那些暗棕色的，看起来已经失了水分，有点枯萎的叶柄，那样的叶柄有时能支持几十次的争斗，常常在一个下午的游戏结束时成为了当天的“老将”。总能找到“老将”的孩子自然也就有了众星捧月的地位。

　　每当巡回的电影放映队来到水泥厂时，整个厂子和村里就象过节般的热闹了。不等大人吃完晚饭，各家的孩子们就早早地冲到了厂子门口的一片空地上等着。幕布通常是扯起来挂在厂门口两边的水泥柱上的。孩子们其实对电影的内容不甚了了，他们感兴趣的是等电影开演后，到电影幕布的后面去看“反电影”。反看的电影朦朦胧胧，在有剧烈动作和大场面时，就成了光与影的剧烈交错闪动。幼年的我夹在一大堆孩子中间，往往被这样的“特技效果”震惊得痴痴呆呆，嘴张了很大很久也不知道合拢。电影幕布后面的位置也是要早早去占的，有一次出门晚了点，跑得又急，半路上让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子绊了一下，一跤摔出去，膝盖蹭破了一大块皮。要在平时，我早就哭着找妈妈去了。可那天为了占位子看电影，我一直坚持到看完电影回家才找妈妈去擦红药水。现在我的膝盖上还有一块皮肤的颜色略深于周围，一看见那里，就能想起当年那份童真的痴迷。

◇　山里的小学

　　山里的小学上学的时间是随着村里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而定的。杨村的人们习惯一大早天不亮就起床，不吃早饭就先出门做些粗活。到了上午九点左右回家吃一顿早饭，然后再下地继续干活至下午两点多钟。回来后里里外外收拾收拾，到三点多钟再吃一顿晚饭，天黑后七点多钟全家就早早地熄灯睡觉了。所以村里的小学的作息时间也是顺应这种生活习惯，早晨六点上第一节课，九点放学回家吃饭，十点半再来上学，到下午一点半再放学，一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这样的作息时间对村里的孩子自然是很方便的，但对我们几个水泥厂的孩子就稍有点麻烦了。水泥厂的作息时间是和大城市一样，早晨八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一点再上班，下午五点下班。水泥厂也有不少工人是三班倒，更有不少工人的家属是没有工作在家的。他们的孩子白天不管什么时候到家总有人给他们烧饭吃。我的父母都上长白班，早晨我比他们起的早，但九点多回来家里可是没有人，下午放了学，更是有好几个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是乐得自在，父母除了事先准备好一些吃食，托邻居大妈到时候帮我热一下，其他也就只好随我自便了。

　　于是我每天的作息时间就结合了村里人和厂里人的习惯，成了一天吃四顿：早晨起来上学前自己到家里的饼干桶里抓一点外婆特意寄来的苏打饼干充饥。九点多回来时喝父母早饭剩下的玉米糊糊就窝窝头，下午一点多回来时可吃到父母中午在水泥厂食堂打来的饭菜，只有晚饭一顿，可以和父母一起吃到热汤热面。那可是一天中我最兴奋的时候，父母一边做饭，一边听我罗哩罗嗦地汇报今天学了点什么，下午玩了点什么，和谁谁打架赢了还是输了等等。

　　冬天是农闲的时候，上学的时间和平日一样，但放学的时间要比其它季节晚一些。秦岭的冬天是漫长寒冷的，作教室的土屋是村里唯一一间不是草顶的房子，但没有窗，也没有火炉火盆。在这样的屋子里念书，桌椅是各人自带一个方凳做桌，一个小木凳做椅，照明靠老师讲台上的一盏油灯，取暖则靠各人自带的一个小火盆。如果没有火盆，不用多久，手就会冻僵了握不住笔，翻不了书页。也许是靠着大山有取之不尽的木材吧，村里取暖不是烧柴，而是烧炭。家家都有炭盆，可烧成旺旺的明火烧水做饭，也可烧成暗暗的火堆捂在那里过夜取暖用。冬天一大早天光未亮时就要起来上学，我会自己从大炭盆里挑几块烧到一半的炭，放在一个有长长的铁丝做把的小铁盘里架好，一个自制的小火盆就成了。

　　几个邻居孩子一起上学时，喜欢比赛抡火盆。抡火盆就是攥紧火盆上的铁丝把手，用很快的速度将小火盆抡起圈来，看谁抡得好，不让火盆里的炭跌落出来。这里的诀窍是在启动的时候要胆大心细，动作准确利落，在炭块稍稍滑动的瞬间就将速度加上去，一旦火盆抡成了圆圈，离心力自然会将炭块牢牢地固定在盆底。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我和小伙伴们却极有兴趣地一路玩到学校，并且每天还能将火盆抡出圆圈，八字，麻花等不同的花样。这许多年过去，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里，那一圈圈亮闪闪的火星慢慢移动在村边的小路上。

◇　约翰丹佛的歌

　　杨村村边的那条小河，据说是能一直流到长江里去的。村子在秦岭的南麓，虽然在陕西省，却是属于了长江流域的水系。跟妈妈去河边的棕叶林采棕叶时，妈妈就会跟我絮叨着说起她记忆里江南水乡的事。听妈妈讲多了，我就会问妈妈，如果沿着这小河顺水走，是不是就能一直走到外婆家？不记得妈妈是怎样回答我的了，可当有一天退了休的外婆外公从千里之外来探望我们一家时，我真的就认定外婆是顺着这水走来的。

　　离开杨村后，这条无名的小河便成了我思念秦岭大山时的寄托。记得大学语文课要求写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正好那时校园里流行约翰丹佛的”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其实当时我只听得懂里面的一句歌词，却不知怎地，只要一听到这歌的旋律，就会想起杨村边那条不知名的小河。于是，我用这歌名做了篇名，拟想了一次回故乡的经历，写成作文交了上去。在那篇作文的结尾，我凭想象写到自己顺水走在故乡的小河里，恍惚中，就好像是走在了一条蜿蜒的乡村小路上，而约翰丹佛歌里的那句歌词，就好像是为我的心情在唱：“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ａｄ，ｔａｋｅ　ｍｅ　ｈｏｍｅ，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Ｉ　ｂｅｌｏｎｇ……”

　　几年以后，真的离乡背井地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以后，我在电台里，电视里，电影里无数次地听到过约翰丹佛的这首歌。而每次听到这首歌，也就会习惯性地想起杨村的那条小河。开始，我以为我是被自己拟想出来的顺水而走，边走边歌的场景感动了。然而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了这首歌的歌词，忽然间就明白了那条小河本就一直在我心里流淌。而约翰丹佛这首歌里所描写的故乡，是多么象我记忆里的秦岭大山啊！难怪在我还没听明白歌词以前，就被那旋律带回了我心中永远的故乡。

　　这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而这世界上思乡的人的心，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