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读书札记 4

读书札记   4

“忠论”或“论忠”该是有很多种说法，是因文化的多元化引起的不同认识。不同文化氛围的社会，统治者对忠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社会道德被舆论过分强调时，很可能是在某些行为上出现问题，大概也是与价值观有关系。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需要被忠诚维系的该是家庭关系。但是现在就连家庭关系的绝对忠诚都在开始被质疑，由此而来的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忠诚则可能会被引为笑谈。

看到一部电视剧中主人翁谈论陈世美的论点：现在社会进步了，陈世美不会因婚姻问题挨铡刀，因为可以协议离婚。以此衡量得出的结论大概也不会相同，因为把陈世美与协议离婚强拉在一处说，显然又是在偷换概念。

确实，在陈世美时代，社会不允许离婚，更不允许夫妻反目。所以那时谈论对婚姻的忠诚相对容易。在封建文化的社会中，对忠诚度的要求很高，也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我感觉，首先说明，这个感觉仅仅就是感觉，没有任何先验来支持。忠诚自原始社会以来是逐渐被淡漠的，忠诚是有价值的被人们接受与抛弃。

一句领袖语录被宣扬了半个世纪之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这里要分清，人们通常能够接受的是价值观念，政治的价值观怎么衡量？这里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究竟政治是为经济服务还是反之经济为政治服务。经济服从于政治，或是政治服从经济。有一种社会是经济服从政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是服从经济的。

社会的变化往往在经历过几代、几十代开始趋于成熟时才会发现存在新的问题。不是最初人们提出变化（或改革）时的主张是错误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社会发展而产生出（暴露出隐形的）新的矛盾。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忠诚也是需要价值回报的。从这点看，马克思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便可以理解了。就连忠诚也需要依赖价值来衡量（不一定直接从金钱上显示，更多的是来自物质）。

面对现在的社会，单纯的忠诚似乎需要的是无限延续的勇气，首先强调的是勇气。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是做不到的。

单纯的忠诚须要信仰的支持与维系，对于某种团体或个人的极度信任，必须是信任为前提。有时人们在信任的过程中会很盲目，于是忠诚便显得愚昧了。社会学有个说法叫“集体无意识”。人们会觉得信仰能够使人聪明、智慧。我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无法定论。按照心理学讲，信仰容易使人变成思想的弱智，因为不用自己思考，形成群体意识后成为潮流。在此同时产生“迷信”。也是把“信仰”与“迷信”结合在一起被批判的原因。

一部美式电视剧，里面一句话很有意思：知识是有限的，有时需要信仰。这是神职人员对心理学教授讲的一句话。

潮流形成，用道家的说法是否极泰来，如同海浪，最低谷时就是转向高潮的开始，而登峰造极之势转瞬间又会跌入低谷。沉浸在被风潮牵引的惯性，也是因被引导（过度造势的舆论）驱使，使人总是被不断的高潮所左右。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文化，再来一次文革很难被避免，因为人们依然不具备免疫力。

当我开始失去信仰的时候，确实感到迷茫，好像以前支撑我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孤独无助，寂寞无聊，以至于空虚得失去了自我，感觉就像行尸走肉般的存在于世，有过很久混迹天涯的日子，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也因此堕落。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会在记忆中留下阴影。也是因此，我似乎不会再去追求忠诚予信仰。

这里说的“忠诚”与李敖所描写的康有为、谭嗣同们的“忠诚”不太一样，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就像忠诚对于婚姻，同样是随时代变化被价值所左右。

我所经历的时代与康有为、谭嗣同不一样。所以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他们那时有皇上，而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去要求遵从某位领袖人物，也是我所不认同的。

袁崇焕，这个人物很具争议。按照李敖在《法源寺》中描述，该算是位抗清英雄。但是很多写史家们的笔下袁崇焕却是汉奸，以至于被磔刑处死。众说纷纭，很多历史上的事想要清白很难，同样的一件事，很可能众口难调，也是因个人所在位置不同的原因。如果袁崇焕真的是汉奸，也许在满清史记中出现与明史中记载会大相径庭。

按照李敖的定论，袁崇焕不可能再有信仰与忠诚，他被明朝昏庸的皇帝凌迟处死。而他的忠诚与结果是多么的相悖。假如后来真相不被满清政府披露，袁崇焕也许会是永远的汉奸（有史记说，袁崇焕冤死，是因皇太极的反奸计，而揭露真相却是皇太极的误导）。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比如岳飞……

社会文化的形成该与社会结构相符，也就是说社会应该与文化并进，文化反映出社会性质。一个国家如果文化发展落后于社会发展，大多时候会是倒挂，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不衔接，全民素质落后于科学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软件与硬件不协调。

西方国家的进步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硬件与软件几乎同步。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的进步借助了另外的平台，舶来品，很显然的产生差距。

这个时候的“忠诚”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康有为的时代是需要忠君的，忠诚是自下而上，是大众要对朝廷忠诚，也就是对皇上的忠诚。西方在文艺复兴前的中世纪宗教黑暗时期，是对教会的忠诚，神是被奉为统治人们精神灵魂的绝对救世主。这点与现在依旧停留在封建文化的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很相似。

文艺复兴后确立了人权，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确立了人民是社会主人的观念，按照共产主义学派的继承者来看，该是与封建社会结构的倒置，官是仆，民是主。这个时候的忠诚应是国家公务员对大众的忠诚。观念上的改变导致人性的变化，也才是避免腐败的根本，也是改变大众封建君主制度思维的根本。如果不从观念上改变，只是靠制度来制约只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幻想。

由封建君主制进入民主社会。其实现在的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识上的民主国家，包括欧美。从文化上讲，我并不认同欧美的文化有多么优越，不过是相对而言，是从封建社会转型到殖民社会并没完全进入民主社会。如果只是保障本国内的民主，而对他国依旧是强权政治，从文化上定义，依旧是殖民文化的延续。以宗教名义发动战争到输出民主引起的战争，都是为侵略戴上光环。区别在于，一个是在本国祸害，另外一类是祸害世界。最终还是为了利益，是为了集团的利益。与君主制区别在于腐败的不是个人（皇上），而是集团，是权利集团。只要有特权存在，腐败就不可避免。

看过一部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纪录片介绍说，那是一座真实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因为没有军队，没有强权。他们认为，权力是选择而不是获取。也就是说，大众应有选择的的权力，而不是使用权力来获利。

这种意识与“学而优则仕”的普世道理似乎是相悖的。在很多人的心里，上学是为了当官（或得到更高地位）当官就是为了权力，而有权后是可以从物质上获利。

文化差异造成不同社会制度，人们的文化形成到了一定程度，制度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自省能力的普及使得用制度来约束的需要降低。当然，这也是对理想社会憧憬，未必能够实现。

比利时曾四百多天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各个职能部门却照常工作，国家并没因无政府而瘫痪。从社会意义上看，是因有民主社会的基础，并不是大多数国家可以做到的。民主社会最明显的一点是大众的自我约束的能力。制度再好没有全民的自律，法不治众，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很简单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却体现出全民素质，比如交通规则的执行，只是靠红绿灯和一些标牌限制还不行，还要用摄像头和罚款来约束，这只是对机动车。但是行人呢，人行横道的作用在有红绿灯的时候管用，很多时候形同虚设，机动车根本不会管行人是否通过。我在比利时开车，哪怕行人没有要过马路的表示，只是站在人行道的一头，司机也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因为交通规则规定行人优先。而在没有人行道的道路上，行人会尽量等汽车过去再走，因为在那里不是行人该去的地方。不过，更多的时候会看到司机主动停下让行人先走，这也是出自对他人的礼貌。也体现出强者应该主动谦让弱者。很细微的环节却体现人的素质（只是从人情上讲，另外方面，比如政治层面，殖民强权文化还是主导）。

曾经在一家饭馆吃饭时看到墙上挂着孟子的一段话：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不破。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栗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建国初期有一部电影《武训传》，后来被作为毒草大加批判。这件事直至现在仍然还分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普及贫民教育为出发点是一种观念；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则是另外一种观念。

武训作为清末历史上的人物，为普及贫民教育行乞终生，办了三所义学，自己贫瘠而死。当时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孔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深得人心。从精神层面看，与现在很多大众思维是一致的。至于教学是孔孟儒家之道本无可非议。要求一位终生行乞的文盲开办洋学该是笑话，更何况批判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以否定就更是笑话。如上述孟子那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连领袖也曾借用过来，反讽帝国主义。那样严苛武训未免牵强。批判武训本身就造成了思想混乱。更何况，从历史角度看，农民革命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太远的不说，李自成该是深刻的教训。他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当皇帝，不到两个月就被清朝取代。尽管李自成起义时李岩写了一份檄文，争取了无数愿意为讨伐腐败的明朝而流血的贫民。但是这段历史却被忽略，被反清复明所掩盖。明朝是因腐败被李自成所灭，而李自成则比明腐败得更快。李自成是农民，不懂儒家治国之道。不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也是因没有文化。当然，按照阶级斗争学说的理儿，那时的文化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阶级斗争的理念比起孟子学说的建立要晚了两千多年。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古训未必没有现实意义，如何做到得道多助，却仍是需要不断反思的。只是从这句话本身来讲，这里面不存在阶级斗争，倒是现在公仆们选择如何忠诚于人民所必须思考的。

历史值得借鉴。

李敖写历史故事，也是在利用小说含沙射影的讨论现实下的文化。当然，文化存在必定会有高雅低俗之分，关键在导向。上层建筑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想把大众导向哪里。不过，要是按照王朔的说法（见《美女赠我蒙汗药》），现在流行的文化多是媚俗的，是与社会主导意识紧密结合的。商业化只讲赚钱，文化成为商品后，高雅必定会曲高和寡，变不成钞票，因为受众范围太窄。大众文化往往是一股脑的，呼啦一下就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人接受，于是便高潮了。

那年出了本书《狼图腾》，不批判内容，只是讲现象。网上讨论竟然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强硬的把汉族与游牧民族划分出两大截然不同的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大汉族们沾沾自喜，尽管历史上曾经被蒙满两次统治，最后却仍旧被儒家文化统一。关于历史上的这段，我不确定。尤其是有关儒家文化确定就是汉家独门文化，就更不确定。首先，孔子该算在哪个民族？

这也是当我看到李敖借谭嗣同之嘴，讲出的道理深有同感的原因。

“那就大家好好谈个清楚。十多年来，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没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对满洲人的立场，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这样做，未免伤了弟兄们的感情。我们帮会的人，对满洲人是绝不谅解的。现在，既然事情闹开了，大家就弄个清楚。”王五说。

    “也好。”谭嗣同说着，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来。

    “三哥记得吗？”王五首先开口，“康熙年问，东北的西鲁国老毛子扰乱中国，满洲人平不下来，因为需要能够一边游泳一边作战的，才能跟西鲁人打，东北人游泳是不行的，一边游泳一边作战更别提了。那时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议，何不征用平台湾以后移到北京住的这些闽南人，他们都是郑成功系的海盗世家，用他们来打西鲁老毛子岂不以毒攻毒，于是就成为定案，去打西鲁老毛子。”

    “你这么一说，我仿佛记起来了。”谭嗣同摸着头，“那个仗，不是说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个和尚帮忙打的吗？”

    “三哥真是大学问家，一点也不错。当时康熙皇帝征用这些闽南人，因为是海盗世家，所以平台湾后康熙不要他们再在台湾住，免生后患，就都被强逼着移民到北方来。这回为了打西鲁老毛子，征用他们，有五百人可用，他们不高兴干，、这时候从福建赶来一百二十八个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闽南话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劝他们说：满洲人是我们的敌人，抄了我们老家，这个仇，非报不可，这是个机会，满洲人这回有求于我们，打外国人，我们不妨跟他们合一次作，一来是不管满洲人怎么坏，究竟是同中国人，究竟这个仗是打外国人，对外作战总比对内作战重要；二来是如果仗打赢，满洲人欠我们情，至少对我们有好印象，高压的政策会改缓和，我们可以保持实力，徐图大举。于是这些闽南人都愿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鲁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国人每人头上顶了一个大牌子……”

    “我打个岔，那个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么知道？真奇！”

    “打赢了西鲁老毛子以后，满洲人印了一部书，叫《平定罗刹方略》，里头提到过‘福建藤牌兵’，就是指这些闽南人。”谭嗣同补充说。

    “对了，我们书看得太少，你们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么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里游泳，用藤牌做盾，冲到西鲁老毛子船边，凿漏者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么来了这种怪打法，把他们叫做‘大帽鞑子’。他们真倒霉，自己在台湾多少年想杀鞑子，结果竟被别人叫做鞑子。”

    “后来呢，后来不说又有火烧少林寺的事！”

    “仗打赢了，满洲人说大家有功，要行赏。和尚们不接受，表面上是说我们是出家人，不受人间荣华；骨子里是根本不承认你满洲人有赏的资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后，不久，满洲人就去派兵火烧，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仅逃出五个，其余的都死了。逃出的五个，找到明朝崇帧皇帝的孙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结义，结义时候天上有红光，红光的红与朱洪竹的洪声音一样，大家都说是天意，就开始了洪门会，那五个和尚，就是洪门的前五祖。前五祖刚由少林寺逃出来的时候，曾在沙湾口地方折下树枝发誓：

    天之长，

    地之久。

    纵历千万年。

    亦誓报此仇！

    所以洪门的主义就是报仇，反清复明，跟满洲人干到底。后来在武昌地方打了败仗，朱洪竹失踪，大家只好化整为零，徐图发展，最后留下一首诗作为日后联络凭证：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于是各开山堂，秘密发展下去。发展成为‘三合会’、‘夭地会’、‘三点会’、‘哥老会’、‘清水会’、‘匕首会’、‘双刀会’……愈分愈远，谁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学问家，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话不是这么说，洪门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简直没有任何写下来的材料，一切都凭口传，难免传走了样。我所知道的，也极有限，但从官方的一些材料里反过来看，有时候可以正好跟口传的配合上，像刚才五爷说的藤牌兵，就是一个例子。”

    “三哥说得是。”

    “又比如说《大清律例》中有说福建人有歃血订盟焚表结义的，要以造反罪处分，为什么看得这么严重？就是为了对付洪门。满洲人注意洪门，搞不清洪门宣传，除嘴巴你传我我传你以外，一定得有写下来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咸丰年间发现了一本书，不是别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的特色是提倡恢复汉室，桃园三结义，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义干秋。所以咸丰皇帝查禁《三国志演义》。”

    “哦，原来是这个缘故。洪门以后的事，太复杂了，简直搞不清楚。只知道成立洪门是为了反清复明，可是后来发现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么回事，要反他，怎么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门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当，兔死狗烹，惹来火烧少林寺，怎么还合作？三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说来话长，得先从满洲人种说起，才能说明白。”谭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是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只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抵制汉族。

    “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当时守长城的汉族总司令是爱情至上的吴三桂将军，听说首都北京被流寇攻进，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动；但接着听说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陈圆圆小姐也被抢走了，他就不再忍耐，于是他跟敌对的满族拉手，借满族的兵，去救他的陈圆圆。

    “这一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满族进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丧礼来为明朝的殉国皇帝发丧，同时把孤零零陪这个皇帝同死的一个太监，陪葬在这三十五岁就自杀了的皇帝身旁，他们又消灭了攻进北京的流寇，然后在北京出现了满族皇帝。

    “满族对汉族说：‘杀了我们皇帝的，是我们的仇人流寇；杀了我们仇人流寇的，是我们的皇帝。’这是一种巧妙的代换，把汉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满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冲洗，‘皇帝’这个名词没有变、这个象征没有变，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却不同了。

    “满族决定用一些具体而明显的方法来使汉族屈从，于是从头做起，先改变汉族的发型。用你肯不肯改发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范。汉族旧有的发型是留长头发，但是满族却是留辫子，留到今天，我们尽管恨满族，可是还是得跟着留辫子。

    “不过，满族虽然被汉族所恨，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大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一一没有胡骚味！

    “所以，严格说来，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到今天谁是中国人，可难说了。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著的。是苗谣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竞海为关，茶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黄帝纪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里，压很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其中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老会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给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脸面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

    “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虽是满洲人，但却是个好人，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后选出的烂摊子上变法图强，既然找到我们汉人头上，我们应该帮助他。这种帮助。是对大家都好的。你们哥儿们人人留着辫子，口口声声地反对满洲人，从前辈的哥儿们起算，反了两百五十多年了，还反不出成绩来，可见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错了。今天我话就说到这里，各位兄弟愿意平心静气地想想，想通这番道理，你们自然还把我谭嗣同当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认为你们对，你们可以说服我，说服我我辞去这军机章京不干，跟你们去三刀六眼的干。怎么样？”

    说着，谭嗣同站了起来、气雄万夫地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烟早都熄火了。他盯着谭嗣同，缓慢地点着头。他挺着腰杆，魁悟的上身，随着点头而前后摇动。弟兄们的眼睛，从谭嗣同身上转到王五身上，他们没有意见，大哥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他们要等大哥一句话。最后，王五开口了：

    “三哥，我们是粗人，我们不知道那些麻烦的大道理。我们只知道你是我们哥儿们，你赞成的我们就赞成、你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你要推翻的我们就推翻。反过来说，欺负你的就是欺负我们，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们．砍了你的我们就还他三刀。我们心连着心，一条线，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全没话说。三哥，你是有大学问的，我们不懂，但我们信你，你是我们的灯、我们的神，我们信你总没错，我们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这次……这……这……次，好像总有点不对劲，不对劲。”

    “五爷，有什么不对劲，你尽管说，咱们哥儿们，有什么话都不能闷在肚子里，五爷，你尽管说。”

    “咳，到底怎么不对劲，我也说不大出来，只是……只是觉得……咳……觉得有点不对劲，觉得有点不那么顺。”

    “你是说——你是说我不该跟康有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为天大学问，哪里会错。但我们总觉得……只是觉得，康有为走跟满洲人合作的路，这条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与虎谋皮’了？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不懂，我们只是担心有天大学问的人除非不犯错，要犯就一定是大错，大得收不了摊，要人头落地。康有为天大学问，我们根本沾不上边，所以全靠三哥判断、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为，三哥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犯了大错。”

    “五爷的意思，我懂。”谭嗣同说。

    “还是老话，我们是粗人，我们只信三哥。”王五说。

    “我们信三哥。”大家众口一声。

    “三哥信康有为，我们也只好跟着信。”王五说。

    “如我没猜错，五爷你们对信康有为有点勉强。”谭嗣同说。

    “话倒不是这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康有为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根本说不上来。”王五顿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错，错在哪儿，我们也根本说不上来。刚才说了半天，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们的感觉，感觉有点不对劲、不那么顺。三哥，我们跟你完全不同，你是书里出来的，我们是血里出来的，我们从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过着玩命的日子，但玩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没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点：哥儿们的照应、自己的武艺、祖上的积德、佛爷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运气……都是原因，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说出来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一点也说不上来，但真的，真的有那么一点。那种感觉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时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别别扭扭的，心神有点不安，直到换一换、变一变，才觉得顺。这么多年来，有几次，直到事后回想，才发现幸亏在紧要关头那么换一换、变一变，才死里逃了生。这话说来有点玄，但的确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爷，我跟康有为的事，五爷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一点。三哥你会笑我？”

    “五爷这种感觉，我一点也不笑你，并且可以告诉你，我也有这种预感。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不瞒五爷和各位说，我来北方，结交你们这些英雄好汉；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黄轸——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他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南拳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他们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还强烈。我这次北上，他们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坦白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表现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血，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与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感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成绩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我今天来通知五爷和各位，并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只是告诉大家：我谭嗣同不论做老百姓还是做官，都没有变，都是你们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来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谅解我，今天就是来道别。也许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我们再会相聚，或者化为泥土，大家相聚，不论怎么样，我们一旦是哥儿们，永远是哥儿们。我们此去是成是败，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败，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保重了，各位弟兄。”谭嗣同向大家拱手为礼，然后向前一步扑身下跪，“五爷，请受我一拜。”又转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