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读书札记 3

读书札记   3

据说李敖是学历史的，但是又不懂史。都是个传说，既然以小说的形式来写，估计多是虚构，可能只是我当真实来阅读《法源寺》，不管是演绎还是纪实，就像大仲马当年写法国宫廷轶事那样，谈古论今。其实大仲马笔下的法国宫廷“秘史”未必不是现代高层的翻版。李敖的故事从寓意上讲，从野史上看，也还是能启发更多思考的。

下面一段比较长，还是照搬过来，希望李敖不会跟我打官司。既然是札记，可以抄的，我是在谷歌搜索“札记”的解释时确认的：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历朝历代中国社会全部以皇上为唯一，形成了人治的文化现象。前一段在网上谈论知青及文革，分成两种不同观点。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而我和流水友石则认为需要从每个个体反思文革。个体的变化才能导致民族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非常漫长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是大众自我开智的漫长过程。我在网上与朋友探讨问题时，写过这样一段话，“改革与改良只要不触动利益集团的底线也许没有问题，反之是可怕的，尽管改革者们并不想流血。如果流年不利，偏偏遇到诸如慈禧们。

文艺复兴运动是个启发，但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知道的太少了。是不流血与少流血的经验。我感觉那场运动没有功利，与革命形成对照。当年红军闹革命功利心太重，打仗杀人是为了将来自己过好日子。政权是建立在鲜血上面的，因此保卫政权自然而然的也要靠流血，镇压，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必须要靠枪杆子保卫。一个沾满鲜血的政府，权力决定一切，靠权力反腐不是好办法。所以，我不看好现在这个样子的反腐。在一个没有全民自省、自律意识，没有文化的国家，腐败会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看见朋友的这样一段话，感觉说得太好了，“……西方文化由于宗教的关系，性本恶的思想是主体。这种文化潜因素教人以强大的自省能力，个体的自省能力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自省能力。这样的社会，在人文科学方面尤其有利于现代的民主和文明进步”。

自省能力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不缺的是自哀自怨，抱怨生不逢时。

是文化的问题，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问题。农业大国本身最大的是缺乏文化。以这个为基点，也许想问题会有新的突破点。我不想说教育农民，很多文化是随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存在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就有很大不同。小手工业者与产业工人之间也会有所不同。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西方强调的个体，尊重个体。这种变化自文艺复兴打破了神权确立人权始，从而形成了一种尊重个体，认识自我，完善自身的变化。其实这也是人权的最基本诉求。

从社会性来讲，封建的君主政治导致大众对真命天子的惟命是从。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皇上喜欢道家，于是道家便猖狂，过几年换人了，开始喜欢佛家，于是全民信佛。儒家几乎是一贯的，所以把道家、佛家相互溶解使得大部分人分不清释道儒的差别。于是把本来不归宗教管的儒家也算作同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是信教的与不信的，内心都存有被规范的意识，只是莫名的一种意识，被规范的心理需求，美化后为信仰，再说现代些，就是精神支柱。说白了就是宗教情结。这点是不分中外的，也该算是人性的一部分。

人习惯对偶像的依附，希望有救世主的出现。即使没有也要创造。关心国家命运与前途的，表现在对领袖的崇拜。反之，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傻孩子们，就在心目中认了唱歌的、演戏的一整套的造神运动。自古以来造神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觉得进步其实也是一种恩赐。惰性思维。从小所受教育是灌输式的，老师那里有标准答案，只要照搬过来应付考试就行。对偶像的依附也是从小所受教育的延续，因为那里有成功的答案。殊不知那些都是人家的，而每个不同个体是有差异的，崇拜的是成功，但是获取成功的路需要自己去走。

病态的社会心理造成了畸形社会。因此，即便是真的给了民主，还有个怎么享受的问题。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康有为的改良变法到现在虽然也经历了一百多年，但是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很大。消灭帝制不等于消灭封建文化。而中国的封建文化早已存在了上千年，怎么可能在一百年内有所改变。

其实也不尽然，这一百多年里，有了李敖，有了北岛，也有了冯唐。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佘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跟社会底层的人讲改革的道理人家未必有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结果。康有为似乎在什么事情上没有想明白，我也说不清。大概还是因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吧。他所接受的文化限定了他的改良变法自上而下的做法，而不是从文化结构上改变。

我也是纸上谈兵，狠点说叫事后诸葛。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从文化上有所变化。因为中国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成熟了。即便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很多主导行为的意识中被被释道儒们左右着。确切说，是被释道儒的糟粕左右。

佛教有真谛与俗谛之分。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所以解释也不同。不该笼统的一概而论。戊戌变法是经验，也是教训。李敖在上世纪末写出来，到如今也有二十几年了。也证实了，很多现象还是在轮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