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读书札记 2

读书札记    2

讨论知识，正是我所缺少的，遇到了阉割文化的年代，缺课甚多，对历史和中国本身的文化传承知之甚少，尽管后来补课也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可以议论，往往说不到点子上。

本来想把下面这段删掉，重新又读了几遍，里面的道理心领却说不出，还是保存下来的好，尽管是李敖的发挥，与我还是有些教义的：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同时还有要看受益问题，就是善因伊始的最后受益者是谁。比如，现在很多商人捐款，如果把捐款的全额给我，必定又造就了位百万富翁。并不是我贪财。但是，如果把这笔钱给捐献者带来的好处而言，也就是后续效果，因捐款而减免的税收超过捐款几倍，表面看是在行善，而后是在为自己捞取各类好处。所以说，善行与善因也不是界定真善伪善的标准。但不能说这位商人就是奸商之类的，起码他的捐款也许真的帮助了很多需要的人。好像真善与伪善在这里都不好下定论，算是资本运作上的一种行为。趋利避害？

当年还没有资本家，这也是佘、康二位所想不到的，不该怪他们。那时的人们毕竟太单纯。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认为宗教是唯心的，然后对唯心排斥，也是很多人的认知。其实我对唯物尤其是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那些人，反而感觉不那么好。凡是能够被科学证实的才是唯物，这样的认识本身，从严格意义上讲也该算是唯心的，是对科学的唯心。因为很多物质现在的科学也是无法证实其存在的。

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也是文革中常被挂在嘴边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恰恰就是这些无所畏惧的人们，到后来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做了太多的错事，却都推给了姓毛的一人，让他来承担利益集团所该负的责任。我不知道心虚该算作什么，大概是唯心？

自己夺来的江山，自己坐，其实也无可厚非。只是因为怕别人说三道四会因此动摇地位，就开始镇压，精神到肉体。若干年后再出来个什么人物，美名平反，其实不是为那些错抓错杀的人平反，而是为了集团的利益，因为教条是不能改变的，如同圣经。当年在一片喝彩声中几十万人被送去劳改，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几十年后，又在一片喝彩声中为这些人平反，因为这些人早已不能造成对集团利益的危害。而平反后，更能为自己涂粉。如同悯忠寺，当初是为了祭奠死人那样盖起来。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出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个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渊源。”

“噢，原来是这样。

“程本直说袁督师‘一大痴汉也’，这五个字用得真妙。”

“法师也认为是？”

“照世俗的标准，当然是。当时明朝已经那样腐败，是非不明、宦竖当道，守东北的大将熊廷粥，刚冤枉杀淖，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而袁督师却还来跳这个火坑，他不但不买朝廷里奸臣的账，并且杀了毛文龙，断了奸臣贪污的财路，这样做人，岂不正是傻瓜干法？从袁督师死了以后，我们广东人，再也没有在朝廷里有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也没人要做一大痴汉了。”

“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入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哦，原来如此。我这住在城里的人，真孤陋寡闻。”

“我还不是一样。我若不发愤搞经世致用之学，光念四书、五经，也只会念《书经》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也只会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但自从我走经世致用的路以后，我看古书，突然眼睛开了，慢慢发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对我说来，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竞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馅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我对轮回说还是觉得很有道理，世间很多事都是在不断轮回中，所以读史却是很有意思的事。从佘、康二人这番话中，似乎看到更多的是历史轮回的影子。

我对改良与或革命一直有些疑虑，无论是改良或革命都似乎有着不同的矛盾。改良可能流血会少些，可是一旦改良者们成为理想主义者，往往就离开社会现实远些，只是凭一些美好的理念抗拒社会的腐朽，面对大多数知识贫瘠的人群，能够有多少人是理解的。其实人最主要的是生存，一旦生存的环境发生变化，遭罪的总是老百姓，最后获利的仍然是少数掌握了权力的利益集团。至于革命，必须是要用鲜血来换取，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得利的依然是少数统治者。一次国内朋友来欧洲，我陪他们在欧洲转圈，一路上闲聊，说起腐败，朋友说，权力就是腐败。很简单的结论但不无道理。可能正如佘法师那样，（对世俗社会）只是关切，洁身自好。好像这也是我所赞同的。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是需要有一定的自律能力。而这个自律靠的是什么？也是很难说清的，尤其是面对失去传统文化的现状。

我学疏才浅，一方面是那时本来就不是做学问的人，文科稍微好些，但是不喜掉古文，语文课很少的一点古文课往往被之乎者也搞得头大；二一方面是后来的失学。客观上讲，第二点不过是托词，是为我当年的浅薄打掩护的。

真对古文感兴趣还是来自当年的批林批孔，开始还盲目接受，后来发现，孔子的很多话是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的，也是因怀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引发了很多思考。看过一些被封存的古文，因为基础太差，还是要参考别人对古文的翻译才能懂，那时刚从草原返城，为生活奔波和实用主义的心态，对求学的态度虽有转变，一头扎在为了应付工作的自学中，没有闲暇花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嚼古文。但是仍慢慢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不像当年权威学者在报刊文章上批判的那样真的是腐朽没落的。

这次看李敖，感觉《法源寺》是翻版的李敖有话说。无论从哪方面都显示出李敖的思维的活跃和另类。借用古人说事。上面那段康、佘对话更像是李敖在自圆其说，但不无道理，是李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