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读书札记 1

读书札记    1

所以冠名为札记，只因以前从来不喜看书评，一直以为，不管多好的文艺理论评论家都不可能真的读懂别人写的小说，所以他们的评论也只能代表自己。愤愤然，既然不能全面理解作者写作的初衷，何必还要费心去写那些评论，指导（干扰）旁人的阅读与思考。要不就是作者请人来写书评，意义不在评论者写了什么，而在于借助那些专门靠写书评帮助作者出名的评论家们的名气，炒作。

我就不知道书评该如何写。有时看过一本自己喜爱的书，看完后也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几乎就没写过类似的东西。认为最好不要去评论，把自己摆在一个与作者不同的平台上去指指点点的说三道四。

看到过一段故事，当初莫言读了《百年孤独》后说，小说还能这样写。于是便写出带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怪诞小说，于是后来就得了诺贝尔。不明白这里面真的有什么关系，还是莫言在故弄玄虚，还是一些人在闹妖儿。反正是因莫言得奖，而后写字界们也闹哄过一段。

最近看了几本书，是与老北京有关的。因为是连续看完的，突然感到有想写的冲动。不是想去评论，那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比我强，人家的写作初衷我无法体会，只是想作为读书札记，记录下一些我看完那些文字后受到的启发和自己的想法。我不太善于划分文章的属性，把文章归类于小说还是散文，有时感觉大概只能算是杂文吧。好像杂文并不入流，只是我感觉这几篇文章真的不该算是小说，但又确实是小说，因小说多是虚构。也许人家是在虚构，只是我误以为真。

说是几篇，其实也就三篇，时间顺序跨度比较大。先看的是冯唐的小说《北京 北京》。描写的时代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距本世纪看起来有些远。第二篇是北岛写的（这篇该算作回忆之类的）《城门开》，横贯了半个二十世纪。最后一篇是李敖写的《法源寺》，那可就更加古老了。

同是写的北京，风格却完全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到北京的一连串历史与国家个人及民族的演变，使得北京人穿梭在几百年的轮回中，却发现，原本是站在大地上的北京人，在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后的百多年后，有意无意间的就漂浮起来。也许是与作者本人的阅历有着太大的关系，也是与作者生存的年代有着更大的衔接度。他们笔下的北京，近代反而比遥远的过去更加虚无起来。

李敖，我不太喜欢他的嘴，却对其人的知识敬仰。此人善辯，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一类。尽管我不太喜欢他那张嘴，偶尔听听却也发现很多“道理”是可以那么样讲的，如同莫言发现小说也能像《百年孤独》那样写是一个道理。李敖进过监狱，深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他懂得说话是需要证据支持，所以在用那张烂嘴巴讲话时便东拉西扯的胡说八道。这里本来可以用引经据典，但把这类文词用在李敖身上似乎过于奢侈。

李敖有恋京情节，与他童年有关。说起来他家该离开我家并不远。都属于东城区那一片。他的小学在府学胡同，我在史家胡同，都算东城区的名校，但不如史家胡同出名，也是因李敖回乡省亲，再探母校才把府学胡同小学重新拉近在现代人眼前。而我当年知道府学胡同小学还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比赛，东城区小学联赛，几乎每次冠亚军争夺都是在府学与史家之间，而史家队主力又都集中在我所在的班级。对于府学胡同小学也就是这么点渊源，更多的了解还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来自李敖返校后的一系列报道。

离开史家胡同更近的是新鲜胡同小学，文革时期，我在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看过一场演出，很多节目的组合，多是一群工农兵们占领上层建筑的舞蹈之类的。那时缺少娱乐，所以尽管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很烂的表演，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那样，不会在我心里留下痕迹。唯一使我难忘的是新鲜胡同小学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片段。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有条件，整本儿的舞剧人家也能拿下。我那时已经是中学生了，可是感觉那些女舞蹈演员们要比我还成熟。怀疑是以前新鲜胡同小学毕业的老学生冒名的。十几岁孩子，女孩子要比同龄的男孩子发育早，舞剧里男演员大多要比女孩子矮半头，再加上女孩子一努力脚尖挺立，洪常青就比吴琼华凭空矮了一头多。

以上那些回忆也是在读北岛的《城门开》间或冒出来的。我与北岛算是同龄人，所以看北岛的文章真能帮我回忆起很多当年的往事，不过现在是在说李敖，北岛带给我的那些回忆先往后推推。

李敖说北京，他在北京时这座城被称为北平，可是李敖没有讲北平，话题扯开去，说的是北京，从北京城里悯忠寺的起源说开来。

悯忠寺就是后来的法源寺。

在这之前，我一直有个误区，认为法源寺在北京的西边。看过李敖的书才知道，原来在南边，该是以前宣武区，想是已然被新北京的建筑商们给取代了。

说是取代有些不妥，应该是被包围了。

按说法源寺我该是见过的。那年在南城边上上班，几乎每天都骑着车，急匆匆的在那一带为了生计奔忙，无暇顾及寺庙道观之类的地方。倒是动过心，曾经想过有机会到那边儿转转，只是好奇心吧，牛街的清真寺，还有附近的佛学院，虽然从小就在北京，却几乎没去过那边儿，也确实不知道有一段时间每天都看见的就是法源寺。

这次阅读《法源寺》该是第二遍了。

第一次是看书，一位台湾朋友那里借来的。匆匆看完就还了，几乎没什么印象。第二遍是因朋友送我一本电子阅读器，帮我装进去好几百本书，也是因此才引发我又一次的阅读兴趣，才重读了《法源寺》。看完第二遍才意识到人需要时间和阅历。

第一次看完《法源寺》，可能唯一存有印象的就是袁崇焕的悲哀。我特别不愿多想的一段历史。因为每次接触到这类题材时，都会产生莫名的悲哀。也是后来看到康有为与佘法师的那段谈话时会感到内心的激痛。也许更多的该是忏悔。

袁崇焕式的悲剧，在中国本不是唯一。本来该是明朝抗清的大英雄，却被凌迟处死，遭到万民唾弃。可见舆论，尤其是被操纵了话语权的舆论会成为杀人的利器。而前因呢，竟然是满清无中生有的离间计。在京城百姓眼里，袁崇焕该是汉奸。而之所以是汉奸，如何成为汉奸的一系列过程来自于衙门的审判，也就是说，只要上面确定的，不为奸也是奸，不为盗也是盗，何况其实舆论的导向完全在他们手中，百姓们不可能知道真相，却向来都轻信一面之词。所以轻信属于文化的一种，国民认知和习惯，民族性如此吧。其实我不该轻下结论，因为民族性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历史、有传承、善、恶什么的，自然也会有包括人血馒头之类的故事。再有，这类民族性大概不应算是一个国家的特产，相对普遍的是，不管是哪类新闻报导，多是以官方说法为准。所以说，权与真理该是划等号的。

确实，在我们的过去和将来，被舆论左右并不会结束。我们能够知道的，都是权贵希望更多人知道的，而更多的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会成为迷案。

再次阅读，最初抓住我的是康有为与佘法师初识时的那段对话。也许因后来我对佛教的兴趣，对于书里康、佘的议论有所触动：

……

过了一会，青年人把右臂举起，把手抚上石碑，开口了：

“法师认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还是悯忠寺好？”

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任何惊异。顺口就答了：

“从对人的意义说，是法源寺好；从对鬼的意义说，是悯忠寺好；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两个都好。”

青年人会心地一笑，法师也笑着。

“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

“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

“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却是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对唐太宗说来，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妇好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大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是种善因。”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可以先给个嘴巴然后再揉揉，于是便天恩浩荡。右派平反，知青返城，……，都有类似。

“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是故事，也是李敖对善恶的解释，不过是借他人之口讲出来。

我年轻时，几乎对“人性”这个词没有概念，可以简单的说，不懂“人性”，但不能说没有人性。所以后来，当“人性”被挂在嘴边上时，自然而然便也被带进了另外一种误区。

初到西方，想要了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该是人家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关键在于宗教，根深蒂固的种植在基督教社会中。很多人认为，中国需要全面西化，从科学技术到人文教育，我觉得这是在说梦话。首先一点，人家的宗教文化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学到。哪怕是来到西方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只是从骨子里仍然还保留着东方人那种去除不掉的文化遗迹。他们对人性的认知，是从宗教转化而来。比较典型的来自希腊神话。属于文化传承，千百年的转换过程，才有了现在的西方文化。

那时我很浅薄，虽然也开始对善有了些认知，但是对人性却几乎不知为何物。在一次与比利时朋友的争论中，我努力为“人之初性本善”辩解，搬来刚刚看过的佛教书籍里面的论点，极力否认着“人之初性本恶”。这确实是西方宗教与东方宗教的最大不同，从而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佛教认为，人一生下来是纯洁的，后来的恶是因为社会的污染造成的（人之初性本善）。基督教则认为，人生下来就带有罪恶，所以一生都要赎罪，要忏悔（人之初性本恶）。其实佛教也说过，人来到世界是带有恶业的，而这个恶业是从上辈子带来的，是上辈子没有修行好，当然，所谓“业”，也包括上辈子修行积攒下的善业。与轮回有关，这些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只是照搬过来加以比较。这样说来，我倒是觉得如果认为自身带有性恶，也许可以产生敬畏心，随时警惕自己别再造恶。有些人自然也包括我，有过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尽管因出身问题不可能成为造反派，骨子里未必没有希望造反的因子。这些也是受当时文化的影响。善因与恶因同时存在，以至于无法区分什么是因善因造成的恶行与恶因造成的善行。天使与撒旦只是在一念间。

这些都是从宗教意义上的解释。而我缺少的正是对宗教的了解。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宗教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每每都能体现。比如对偶像的崇拜，基本可以说是某种宗教现象。

对神的崇拜与对人的崇拜多是基于宗教情结,属于精神迷失，往往失掉的是自己。盲目崇拜的后果也会造成善恶不分。偶像的确立成为心目中的权威，导致行为准则失控。这点从路西法现象中可以体现。

路西法在基督教中最初代表了光明。是带来光明的使者。类似中国神话中的太白金星。大自然中的启明星。

文革中的我们自认为造反是新旧社会的变革，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正义行为，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善因造成了恶行。说“善因”，其实不是，严格说该是“恶因”，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在做恶事。与路西法效应相对应，孩子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代表了正能量。

影响当年中学生的恰恰也正是心目中的偶像、权威（这里所指的偶像、权威不该是某人，而是在一代人中）。未必不是一种类似宗教信仰造成的恶果。把自己幻化成救世主的样子去拯救世界，好像中国的未来真的就掌握在下一代人手中，自己就是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使者。

当然直到现在，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无知，因我不是出生在西方。即便是出生在东方，由于文化断代造成的知识断层，也是东不成西不就，可谓怪胎。也就对人性更加迷惘。就像康、佘二人对善的争论解释那样，我认真读过多遍，还是在真善伪善之间绕不出来，朦胧中感觉他们就是在讲“人性”，只不过用词不同罢了。而“人性”不可能被规范化，非黑即白。

当面对“人性化”这个词时，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难怪很多事由上自下的说不清道不明，就因为话语权是被权威垄断的，解释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怀疑这些少数对人性究竟懂多少？

他们阉割了人性，现在却又大谈人性化。却不知，人性本身也包括了性恶。怎样才能使人性“化”。很多本来该是正常的作为，就应该那样才对，却被冠以人性化，说明了什么？就如现在很多被自封为正能量提法，里面未必都是正能量，不过是被愚昧文化掩盖着，更何况，当正能量被挂在嘴边时，也就说明社会该是出了很大问题，以至于分不清好坏，尤其是道德底线崩溃后。

康、佘的争论仅限于那时的道德，如果拿到现在讨论，会有不少人出来攻击他们，大概里面能够说到点子上的不会很多，而争论到最后会面目全非，转换成对宗教的蔑视。因为偷换概念的文化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认为是一种哲学思辨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辩论时会是很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