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年2月20日是中国军阀时期的转折点，因为酝酿了多时的各种力量，终于有了全盘解决的希望。这一天，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美租界的德国俱乐部召开。如果谈判可以产生中央政府，这就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下一次要等到1946年的国共重庆谈判。 当时的环境好得不能再好了。大战结束，欧洲列强虚弱，但却足够抵消日本乘欧战空虚滋长的对中国的野心，列强互相牵制，形成共识，给军阀施加压力结束军事行动，这跟以前仅仅保持中立相比，进了一大步。李鸿章要是知道有这一天，从坟墓里要笑醒过来。日本放弃了对段总理的支持；列强订立武器禁运协议，力图制止内战。他们扣压海关盈余的现金，逼北京政府和谈。北方军阀实力雄厚，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这时见好就收，正是时候。 割据的军阀之间没有一个有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做老大，机会主义同盟和互相厮打是个无解的局面。看透这个僵局，这个时候把军阀代表锁在上海租界的房子里，外面红头阿三把门，不达成妥协不准散会，闹不好就是另一个费城制宪会议。可惜，许世昌不是华盛顿，军阀代表也不是那种有远见擅长妥协的绅士，西方列强也没有一个坚定的领袖来掌舵。最后南北议和破裂。大家回去重新抄家伙战场上见。这次会议受挫后绝望感弥漫中国，保守政治力量彻底边缘化，孕育出新的激进力量取而代之。 感叹历史机会失之交臂之余，不禁想到：20年代的军阀混战虽然涂炭民生（大部分省份军事预算高达70+80%，有的达到离谱的85%），但并没有破坏社会次序和基本结构。军事上作战规模不大，死伤规模远远小于后来的国共时期。孙文投靠苏联，学到一党专政的妙方，乃有1927年的成功北伐。北伐军的出现令人惊恐。南京惨案令洋人以为太平军又来了，大增驻军，严阵以待。北京王国维悲叹传统文化将逝，投湖自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反应不是空穴来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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