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二十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再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4]换言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即是现代科学的最终基础,但对于为什么这两大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哲学家还知之甚少。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波普尔(Karl Popper)到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他们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可以说,二十世纪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中思想和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就提出了“上帝已死”,随着二十世纪道德相对主义日益兴起,道德被等同于追求利益,这意味着终极关怀开始退出社会和价值公共性的丧失。在政治社会领域,真实性丧失伴随着事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分离。价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导致其真实性的解体,这时,如何安顿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正是民族主义不断膨胀的思想原因。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虽使得人们接受了国家主权必须基于人权,民族主义不是至高无上的,但却一直没有解决“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在一个由没有道德、信仰的人组成的契约社会,民族认同(主义)必然具有高于现代普世价值的意义,民族至高无上的主张在社会冲突中再一次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人类文明正面临着的巨大挑战。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用数据说话”。近年来,大数据和真相差不多划上了等号,人们相信数和数学能帮助我们在混乱中看清形势,在不确定中划出一个确定的界限。但大数据真的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数据发挥了奇怪的作用。有时,那些即时更新的、看似精确的数据并没能帮助人们看清疫情的走势,反而可能会扭曲事实。美国天普大学数学系教授保罗斯(John A. Paulos)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情数据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一是基本资料的不确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疫情而死亡?考虑存在大量未经检测就接受治疗的人,以及可能感染但没有症状的人,如何证实实际感染人数?二是医疗机构和媒体报导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数一夜增加了十倍,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之前病毒检测数量不足,一旦扩大病毒测试范围,自然会带来“病例数”的成倍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的精确性更多存在于纯数学领域内。[11]这些统计数字最终带来的是社会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数据互相之间并不自洽。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数据背后隐藏着不同文化、制度和传染病互动的不同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真正影响不是人命损失,而是作为一种催化剂导致不同社会观念的巨变。而这一点是当今所有大数据分析都难以看到的。
I went to Trader Joe's today. They didn't have this German wine. They said they will have a domestic spice wine around the coming weekend. I wonder what's the name of your Gluhwein wine in your TJ..
发表于 2020-11-17 06:58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