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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旅者张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卫 宋春丹
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张洁或许可以说是一个终其一生在亲密关系上都存在难以克服障碍的人。对此，没有谁比她的自我解剖更严厉和无情。
“不论从哪方面讲，吴为都是坠入滚滚红尘的大俗一个，能指望大俗们拒绝哪怕芝麻大的诱惑吗？更不要说其他的诱惑，比如说爱情。”在她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灵魂自传”《无字》中，她这样写道。
纵观张洁的小说，从《爱，是不能忘记的》，经过《沉重的翅膀》，到《无字》，就像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的不同章节，从刻骨铭心，到默然无语。
张洁曾写道，自己一生的几个大愿望，可以说没有一个落空，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期待一个完美的死亡。她理想的是，死在一个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地方，比如异国他乡，比如在风的呼啸中，比如在背包徒步行走的旅途。
2022年1月21日，85岁的张洁在美国静静离世。
爱，是不能忘记的
回头去看，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就像一封含蓄而热烈的情书。
单身母亲钟雨默默爱着机关里一位年长的领导干部。这位老干部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出于道义和责任娶了为掩护他而牺牲的老工人之女。钟雨为了透过他坐的小轿车的后窗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常常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经过的时间；他为了看她一眼，天天从车窗里盯着路旁流水一样的骑车人，但两人连手也没有碰过。“文革”中老干部被整死，钟雨独自守着这份感情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老干部送她的27本一套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生前与她须臾不离，死后随她一道火化。
钟雨的女儿在看了母亲留下的日记后感叹：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小说不等于现实，但张洁却在里面留下了很多“密码”：老干部是因反对一位权倾一时的“理论权威”而受到迫害的；他骨头很硬，说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打不可；他常年害气管炎，走路快了就微微喘息。
张洁后来坦承，自己那时没有取笔名是包含了一番痴情的。因为当时她正热恋着一个人，希望这个名字在报刊上的不断出现会给他“一些刺激”，要是换了名字还有什么意思呢。
女作家张辛欣发表处女作与张洁只隔半年，很早就与她相识。张辛欣记得，她们俩曾一起在长安街上朝西漫步，张洁边走边给她背诵刚刚写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黄昏将临，落日温柔地在树影和楼群中时隐时现，她觉得一切仿佛刚刚好。
她觉得张洁的文字里，每一个普通的场景都是一个漫长而完整的等待。她见过张洁那套老版本的契诃夫选集，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她长久的、单薄的梦作着一个巨大的后盾”。
但有一次，她感到自己被张洁伤害了，因为张洁跟别人说，她之所以对张洁好，是想用她的真实故事来写小说。她想来想去，决定去找张洁当面说清楚。张洁不在，她对着张洁的母亲把心窝子掏了一遍。后来还是她自己想通了，明白张洁由于从小到大的经历和现在所投入的巨大漩涡，可能有“不信任一切的瞬间”。
故事的男主人公，待到尘埃落定后张洁自己对着世界大声宣布了：“我的先生是我的骄傲，我的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一机部常务副部长孙友余。”
张洁是1966年底在一机部全体职工参加的批斗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孙友余的。她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到一机部，这才第一次根据台上之人脖子上挂的牌子将部领导对上号。因反对康生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孙友余穿了一件破棉袄，嘴上挂着一个与那天的天气一样冷的笑，造反派要他老实点儿，他依然很冷地笑着。从此，这个“硬汉子”形象刻在了张洁的心中。
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略有不同，孙友余不是上海地下党员，而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地下党。他的妻子不是牺牲的老工人之女，而是他的地下党同事。那时他的工作需要一个“烫头发涂口红”的女士打掩护，就这样促成了这桩婚姻。
张洁说，自己后悔去参加了那个批斗会，因为这是她的后半生落入“无尽的劫难”之始。但她在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时也感慨：“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沉重而飞扬的翅膀
张洁曾说，自己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写《沉重的翅膀》并非因为对体制改革等有多少研究，而是“爱屋及乌奋力而为”之举。
这部小说动笔于1980年，四个月写就，共26万字，1981年7月起分两期在《十月》上连载，是新时期第一部正面反映工业改革的力作。
小说一推出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是因为，小说离现实非常近，写的是1978年末至1980年初发生在“重工业部”的故事，而且涉及相当高的层级，用很大的篇幅和尖锐的笔触呈现了部长和三位副部长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其中，副部长郑子云是小说着力塑造的改革家形象。部长田守诚则被描写成一位“风派人物”，凡事都要“等一等看一看”。“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这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
不难理解，小说刊登后立即引来“对号入座”，引发轩然大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很欣赏这部小说。她认为，里面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人，尤其是把高级干部写活了，而过去一写到高级干部就会脸谱化。小说在《十月》连载后，她立即紧锣密鼓安排单行本的发行。排版完成后，一位上级领导却打来电话，认为小说有严重错误，要求停止印刷。
韦君宜告诉张洁，她准备挽救局面。张洁说，某部已向上级告了她的状，但自己一个字都不会检讨。韦君宜劝她修改书稿，以便中央在必要时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经过上百处修改，《沉重的翅膀》1981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6月，《文学评论》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关于张洁创作的座谈会。在会上，盛英发言称，张洁受西方写“失望者的希望”思潮的影响，《沉重的翅膀》想飞却飞不起来。蔡葵说，张洁的作品细腻，在知识分子圈中比较受欢迎，但她的作品有时不够含蓄，匆匆忙忙回答问题。《沉重的翅膀》议论很多，有些议论是把结论直杠杠地塞给读者。她的作品离生活距离似乎太近，这跟“体验生活”是不同的问题，应该注意典型化。类似的讨论会和批评意见很多。
张洁又按要求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几乎改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掉了“早已过去了，那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期，然而，那种病毒却在一定程度上已渗透骨髓”等比较激烈的用语。1984年7月，《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出版，次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北京作协原副主席李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1980年在北京市作协的生活会上与张洁相识，那时43岁的张洁面色憔悴，穿一身棉袄，戴着在家搬蜂窝煤用的套袖。《沉重的翅膀》出版后，她的整个面貌和气质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穿旗袍、化淡妆，变得更自信，有一种内在的自尊自傲。
不仅如此，《沉重的翅膀》还使张洁走上了国际文坛。
1985年，这部小说的德文版由联邦德国汉瑟出版社翻译出版，并且一夜间跃居畅销书榜首，满街都是张洁小说的海报。
当年8月，张洁在汉堡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她回忆，房间里有三位60开外的男士等着她，全是一副大记者的派头。主编麦耶尔和记者莱因哈特不歇气地交叉提问，似乎生怕留给她半点喘息时间，摄影记者丹赫盖尔的镜头不停地咔嚓着，录音机上的大磁盘带缓缓转悠着。她觉得，他们就像几条老狼，随时准备把她吃掉。“不过我也是一条老狗了，无数次被他人咬过，为了自卫也咬过别人。”
德文版是根据初版翻译的，对方问卷首语“蛟龙失水被蛇欺”（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本改为“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是何寓意，她说是针对郑子云副部长而言，他是改革者，但脚底下根基不稳，不过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对方问，现在改革者们的处境好多了吧？她说，死抱住陈规陋习不放的人还会有，但中国人民要与穷日子决裂、要前进不息的决心是阻挡不了的。
《沉重的翅膀》还出版了英国版、美国版、法文版等十多个版本，张洁周游欧美，接受过不下200次外媒采访。作为西方眼里“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和最重要的改革文学之一，《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受到很高的评价。
德国的书评写道：“正统派”和改革派这两大阵营互相牵制，它们的搏斗不像拳击手那样明显、看得见，而类似摔跤运动员扭作一团。奥地利电台的介绍说道：张洁把中国人气质中那种一脉相承的成分描写得很深刻，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瑞士《每日导报》的萨卡尔写道：这部小说毫不忌讳、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尚未解决的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抨击了中国一些生了锈的社会结构。就思想性和形式而言，它跟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有些相似，因此读时我的脑中闪过“诗意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张洁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把中国特有情形的细节描写与她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观察融为一体。
1986年，巴金和张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外媒迅速做了报道，但张洁没有向国内透露此事。她说，有什么好说的，炫耀新娘不是你吗？
1989年10月，她在意大利接受了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个奖一年授予一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贝娄、勒卡雷等都是其得主。1992年，她当选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获此荣誉的中国作家只有她和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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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3 20: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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