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林：【读书笔记】中国的巨债长城 (14)

• 强项和软肋

综上所述，由银行和影子银行等金融服务业向社会投放的巨额资金首先抬高了资产的价格，比如高地价。  充裕的金融资本帮助开发商承受越来越高的地价。 高地价带来高房价。 宽松的房屋贷款帮助普通人买房，让居高不下的房价仍有充足的市场。  大量的信贷资金还抬高了股票价格，炒热了股市。 15年股灾前，有相当于1.2万亿美金的股票是用借来的钱买的。 借的渠道包括了银行，信托，和理财产品等。  

作者最后一次见到刘建锋是2016年，刘仍然对白酒市场的前景十分看好。  但同时，他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分散他的生意上，除了高端白酒，他把更多的生意扩展到了低端业务。  据他说，政府反腐的力度和长度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现在人们会更小心，减少了对高价酒的消费。 事实上，整个拍卖行业都不景气，很多拍成了的生意，到付款时就会出现问题。  私企老板原是拍卖行的主要顾客，但现在这些人多多少少都觉得钱袋被疲软的经济掏空了。 虽然刘建锋还是相信一瓶80年代的茅台依然可以拍70,000元，但他并没有准备要去检验这个估值，因为他从2014年开始就再没开过一场陈年茅台的拍卖会。

大量的信贷资金还养活了一大批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公司。  只要社会有足够的融资渠道和足够的资金，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能靠着新债抵旧债的方式周转和度日。

沈阳北方明珠的开发商，宝能集团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企业。  它的资金来源包括了信托，证券，保险，和WMPs。 下面是百度百科的介绍：

宝能集团官网资料显示，集团旗下包括综合物业开发、金融、现代物流、文化旅游、民生产业等五大板块，下辖宝能地产、前海人寿、钜盛华、广东云信资信评估、粤商小额贷款、深业物流、创邦集团、深圳建业、深圳宝时惠电子商务、深圳民鲜农产品多家子公司。宝能集团在资本市场还控股宝诚股份，同时是深振业A的第二大股东。

如此复杂多样的资金和股份结构，给了公司很多金融的自由，能够从一个领域集资，再投到另一个领域，比如把通过卖人寿保险集得的资金投资到房地产。  

这样一个不断用新债换旧债，而金融机构也不断给投机项目注资的系统，只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至今为止，央行在放水方面还是一直很大度的。 但是，如果哪天银根收紧了会怎样？ 金融风暴并不直接由银行坏账带来，风暴的来临是因为人们突然有一天觉得自己的投资不再安全，于是开始把钱从各种投资平台上收回来。

2014年，有两个江苏的地区小银行发生了挤兑。  原因是几个当地的地下银行和高利贷钱庄发生了爆雷，人们开始担心地区银行会有同样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很快把现金运到了当地银行，成堆的现金就放在柜台后面，以此来平复人们的担忧。

更现代，更危险的银行挤兑常常发生在两大银行之间。  当银行之间的信用出现问题，停止彼此间的资金周转，危机就开始了。  2008年，雷蒙兄弟的倒台就是这样的情形。 当时美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已经使得银行高度依赖于彼此之间的资金周转，特别是从一些对冲基金的周转，才能完成正常的借贷服务。  一旦现金周转的链条断裂，局部的危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遍整个金融系统，甚至导致整个美国经济开始紧缩。

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状况。

当然，中国的金融，在根本上还是和自由市场的经济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它看似更稳定，但它的稳定并非来于更好的制度设计。 正相反，中国的银行充斥着坏账，极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使得监管非常地困难。  在基层，大面积危机的苗头常常显现。 而错综复杂的借贷关系把银行和影子银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局部地问题都有可能引发整体的危机。

在中国，金融的稳定并不基于好的管理和制度。  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广泛相信的理念： 政府不会放手不管。  而北京也确实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理念的可信性。

在2015年股灾中，北京组织了“国家队” （几家特大国资企业），进驻救市，买进大量的股份，用1.5万亿元的代价，阻止了股价的持续暴跌。  所有大基金的管理者被逼迫只买不抛。 主流媒体被要求播报新闻时避免使用“暴跌”或“崩盘”等激烈的词汇。 有些“谣言的传播者”甚至被逮捕。  当“财经报”的记者报道有关“国家队”即将离开股市的消息，该记者被有关部门拘留，并被迫在电视上道歉，称自己不该在如此敏感时刻，草率释放对市场不利的消息。

这就是中国的力量所在。  没有人会怀疑北京金融维稳的决心，北京的这种超能力，使得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看去不太可能。  然而，这个政府的强项，也很可能就是他的软肋。 当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相信北京会为他们提供安全网，这些金融机构最终都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危险。    而有些时候，北京也确实会失去控制。

• 树不能长到天上 （A Tree Can’t Grow to The Sky）

2014，作者突然收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希望他采访一家叫Masood的纺织品公司。  几个月前，山东如意集团签下合约要购买Masood的控股权。 但九个月后，如意背弃了合约。 山东如意集团可不是一家小公司，下面是如意集团的一个简介。  2018年2月，它刚刚获得了瑞士奢侈品牌Bally的多数股权。

成立于2001年的如意集团，前身为山东济宁毛纺织厂，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毛纺产业集团。目前，该集团已经是全球收入排名前20的时尚奢侈品集团。 近两年，山东如意集团可谓中国时尚市场崛起的一匹黑马，瞄准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的大幅上升和对高端产品的消费能力，通过“买买买”，收下了不少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国外高端品牌，可谓国际时尚市场上并购最为活跃的中国买家之一。

如意是中国技术最先进的纺织品生产厂家。  在足球场大的场地上，几乎是全自动操作，技术员开着电动的高尔夫车子，用iPad调控着生产设备。  除了日本和欧洲的高端时尚品牌，如意还收购了澳洲的羊毛和棉花农场。

当作者分别采访了如意的总部和Masood CEO，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如意总部的人暗示与巴基斯坦做生意越来越不容易，而Masood的CEO则告诉作者，如意方面给他的解释是公司无法及时从山东银行得到贷款。  下面这篇华尔街时报的新闻稿揭示了此次收购失败背后的真相。

“Masood Textile Mills首席执行官 Shahid Nazir告诉路透，“山东银行业面临的违约问题十分严重”，他补充称如意并不是唯一面临融资问题的山东企业：因为山东(银行业)的整体形势...许多在山东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种（信贷）挤压。过去，对于那些有着政治背景或者与中央政府的雄心壮志相符的企业来说，国有银行会早早地为其准备好贷款。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曾先后参观过如意科技，而且该公司正在海外扩张业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过去六年中支撑起经济增长的银行业如今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坏账。”

山东是个经济大省，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和江苏。  有着超过1亿常住人口的山东也是全国的人口大省。 在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中，没有地方政府会主动收缩信贷。   如意这次所遭遇的信贷萎缩是一次突发事件。 起因是14年4月份，有关部门在调查贪腐案件时，涉及到了几批从青岛港进口的钢材， 那批钢材是好几笔上亿元贷款的抵押物。  此事波及到了山东的银行，到六月份，各种债务法律纠纷开始上演，银行担心抵押物的安全，开始收缩信贷，导致更多公司的违约。 山东银行的坏账飙升了50%。 下半年盈利比前一年下降了25%。

最后，山东的银行度过了暂时的危机，信贷服务恢复正常，Masood找到了另一家中国买家，如意也重新开始了它的海外收购计划。  但是，如果受贪腐调查影响的不是钢材进口额只有2%的青岛港，而是80%的上海，事情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件事给人的启发是，有时候危机的导火线并不是银行或者企业，而恰恰是北京。  北京在调控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在错的时间，或错的地方，做错的事情，从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这里面的危险性完全是不可预测的。  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只是北京至今都成功地把危机的苗头扼杀在扩散之前。  可是，会有那么一天，所有人为的努力都无法阻挡危机的发生。

没有人能够预测真正的危机会是什么样子。  基于目前中国金融系统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互相捆绑依赖的关系，类似雷蒙兄弟那样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能，虽然北京已经证明它能够强迫银行之间的借贷。  亦或者，社会大众会对银行失去信心，虽然不是四大国家银行，但遍布全国的小银行，有着更多的坏账，更深地依赖于影子银行的支撑，也和底层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那些地方政府本身也有着严峻的财务问题。   如果大众开始把钱从小银行移向大银行，虽然资金还留在金融系统，小银行和周边的影子银行，以及它们支撑的WMPs，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一定规模的信贷萎缩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从而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危机，也会导致整个经济的危机。

美国的经济学家Rudi Dornbusch说过，危机来临的脚步会走得很慢，比所有人预计的时间都要长，但一旦发生，它比任何人的想象都要快。  北京现在正维持着一个越来越脆弱的金融系统，眼前的短期的稳定，靠的是把问题推给不远的将来。

“权威人士”曾在人民日报的访谈中说“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   但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之道。 系统性的改革，有可能营造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但也很可能大大地拉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更不要说清理系统，本身的代价就非常的高。  至今国内国外还是倾向于相信北京不会让局势失控，他们会不受任何干扰地处理一切危机。 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北京的领导人非常清楚眼前问题的实质，和它需要何种改革，并且，政府还要有足够的信心，权力，和威信把改革进行到底。  而这最后一点是最具挑战的。 无论是行政机构，官僚体系，还是国有企业，到处都有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在阻碍一切改革。 克服这些阻碍比很多高层的领导者想象的都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