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kong：【20年特辑】二十年后的回忆与随想点滴

最近看了一些当年几位知识界知名人物的对六四的回顾。比较有意思的是苏晓康的一些看法。总体来说他的看法与戴晴的比较接近，而戴的一些看法过去是广为人知的。现把苏晓康的观点摘录如下：

“我不觉得天安门的学生运动是一个民主运动。”“天安门基本是一场抗议。是一场要求中共解决贪污，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这样的一场街头（抗议）运动。当然（要求）新闻自由就包括了民主的含义在里面。但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运动。”

“我觉得学生一开始还是非常理智的。特别是4月27号。北京的4.27大游行，学生们打出了'拥护共产党，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那天北京的大游行使得所有的警察和军队退让。这就说明那个时候学生们是非常懂得怎么和共产党'玩'的。。。。可是后来因为李鹏他们这些人在当中的搅和，尤其是邓小平一步不退。渐渐地把学生逼向了激进。后来就发展到绝食。5月13号，戴晴把我们找去，到广场去劝学生，就是因为学生开始绝食了。从此以后广场就失控了。绝食以后的学生，成立了以柴玲为首的'绝食总指挥部'，那就是要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了。没有任何退步可言了。这就变成了双方都是死路一条。”

“当时，各方面使尽了各种方法想把学生劝退下来。直到最后赵紫阳亲自到广场，几乎是哀求学生，请学生退出去。但还是没有用。那这最后就一定是流血的下场了。所以说呢，学生当时的这种态度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我觉得，这是造成89民运悲剧的很大一个原因。当然首先，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

“六四的教训，从学生这边，从民间这边来说，我觉得抗议永远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到力量对比。要负责任。你要认识到，如果让改革大局崩坏，如果让民众白白丧失生命，这是不负责任的。”

苏晓康的这番话，肯定有人不同意。不过我觉得他代表了相当多人的看法。(记得尼克松说的“the silent majority"吗？)

再多说几句。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要说必然性，如当年人们对腐败、官倒、专制、特权、物价飞涨、缺乏社会公义的不满，以及国际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公开性”对中国的影响(所谓国际大气候)，这些都是导致抗议活动的因素，此外1989年还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中共建政40周年，所以1989年初就流传“89年不好过”这个说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9年竟是如此惨烈结局；偶然性，则是胡耀帮逝世、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些因素。比如，选择在5月13号绝食，无疑有借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对当局施加压力、而且吃准当局不会清场这些策略上的考虑。这个时机是相当关键的， 但是至今未见学生领袖对绝食时机做出解释。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因素，当局便有可能以“四五”方式在在第一时间清场。

绝食以后，5月15日 上午，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之前几个小时，我记得戴晴、苏晓康、严家其、温元凯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亲自到天安们广场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不要做 出“亲痛仇快“的事情。后来，阎明复只身到广场，几乎是哀求学生离开，但是没有效果。什么是“亲痛仇快“？很快就明显了，那就是中共内部推进政治改革的力 量全军覆没，也就是苏晓康说的“大局崩坏”。

在4月29号到5月19号这20天内，不论赵紫阳的主观动机如何，他确实在客观上起了在抗议学生与邓小平李鹏等强硬派之间缓冲的作用。(当然也有人说，如果赵在一开始就与邓小平李鹏站在一起，那么4月27号或者5月4号的游行就被镇压下去，那时即使流血，也不可能很多，也就没有后来的六四大悲剧。但这样做他就不是赵紫阳了。)赵下台以后，这个缓冲层没有了。于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们直接面对的， 是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时如果不退，流血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