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tocius：巴黎流水账（6）——话说索邦

说起欧洲大学的渊源来，人们自然想到英国的牛剑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ia）。其实，这几所大学都在萨勒尔诺（Salerno）之后。萨勒尔诺是个不大的城市，位于意大利半岛那只靴子的脚背上。这里靠近西西里，在古代属于所谓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 地区，深受古希腊文化陶冶。罗马帝国衰亡，中东影响增加，伊斯兰势力进入西西里，此地便成为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四种文化的汇集之处。这里阳光灿 烂，气候温和，各处的学者慢慢聚集起来，尤其是医生。教授医学渐渐成为传统，早在八世纪、至迟在十世纪，这里的医学院就闻名遐迩。十一世纪中叶，萨勒尔诺 大主教阿尔方诺（Alfano I）邀请一位绰号叫作“非洲人君士坦丁”的迦太基人来到萨勒尔诺大学。咖啡肤色的君士坦丁精通拉丁、阿拉伯、希腊及其他好几种东方语言。他的工作是把阿拉伯文的医书译成拉丁文。

咖啡君士坦丁一共翻译了三十七部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古希腊医学经典以及著名波斯医生亚巴斯（Ali ibn al’-Abbas）的《医疗艺术全书》。白衣大食、也就是科尔多瓦哈里发帝国（Caliphate of Cordoba）的宫廷医师犹太人以撒（Isaac the Jew）曾经把古希腊医学巨襞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和噶伦（Galen）的医书译为阿拉伯文，君士坦丁又把它们翻成拉丁文，使西方终于得以看清古希腊医学的全貌。

可是萨勒尔诺没能成为综合大学。博罗尼亚大概算是最早的综合大学，它的十一世纪的教程里包括神学、语法、修辞、逻辑、宗教法和罗马民事法。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在这块土地上被发扬光大应该是自然的吧。

巴黎大学的建立主要来自三个教堂学校：圣母院（Notre Dame）、圣维克多（St.  Victor）修道院和圣女詹尼维夫（Ste. Genevieve）修道院。拉丁文universitas的意思是协会，巴黎大学最早就是Universitat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专家与学者协会）。到了十二世纪的时候，巴黎大学已经名气很大，教学内容包括艺术、神学（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法律和医学。与博罗尼亚不同，巴黎大学最初只有宗教法而没有民事法。

想要成为教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知识和任命。知识通过考试来审核，任命则完全取决于学校的检察官。只要检察官发给教学执照便可以授课，因此发放教学执照曾经是检察官的重要经济来源。

十 二世纪末改为免费发放执照，教授和学生人数大增。圣母院周围租房不够用，人们开始向塞纳河左岸（也就是南岸）漫溢。那时候，巴黎的学生来自信仰基督教的各 个地区，言语混杂。官方把学生按照籍贯和语言分成四个区，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可以讲自己的方言，不过教学以及不同国籍人们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拉丁语。所 到之处讲的都是拉丁语，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拉丁区。这些学生不是皇亲国戚，就是贵族高官之后，普通老百姓绝对支付不起大学的开销。许多英国、德国的要人都在 这里接受教育，好几个教皇也是这里毕业的，比如塞莱斯丁二世（Celestine II）、雅德连四世（Adrian IV）、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等等。那时候，巴黎大学的学术位置号称位于历史上的雅典、亚历山德里亚和罗马之上。

一二零零年，巴黎大学获得教皇的特许状，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颁布公文，号称为了巴黎学者们的安全，学生们在法律上仅仅接受圣职裁判的管理，不受民事法约束，市长和民事官员无权逮捕学生。这些学生多数非常年轻，一般 从十三、四岁就被家里送出来，需要在这里学习六到十二年。年轻，再加上贵族的背景，这种特权很容易使他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一二二九年三月，圣灰星期三的 前一天，是瞻礼日。由于圣灰日起需要节食节行，星期二便成为大吃大喝、放荡形骸的日子，犹如今天的Mardi Gras。那天夜晚，一些学生在酒馆里喝多了，为了账单同老板打了起来。酒馆人手多，雇主雇员一起上，把学生痛揍一顿，丢到街上，大获全胜。没想到在圣灰星期三，挨打的学生纠集了无数帮手，手持棍棒回来报仇，把酒馆砸得稀烂。暴乱就此开始，很多酒馆、餐馆无缘无故遭到袭击。

巴黎市长为此向教皇告状，要求惩罚肇事的学生。教皇法庭行动迟疑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不久前（一二零九年）牛津大学发生了分裂，一些教授和学生出走，建立了剑桥大学。他们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巴黎大学，因为巴黎大学比牛津剑桥影响大多了（访问剑桥的同学注意啦，）。当时路易八世的妻子布兰卡（Blanche）正为年幼的儿子路易九世代管王权，她极力要求报复。于是大学同意让巴黎市的卫兵出面处罚暴乱的学生。卫兵不喜欢这些学生，原因是多样的。他们找到一堆学生，不问青红皂白就施以暴力，打死了好几个。后来据说死者跟暴乱无关。

于是师生决定罢课罢教，一连两年无法上课。学生们不是转到其他大学，就是打铺盖回家，使巴黎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两年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发出公告，对巴黎大学大发溢美之词，称它为“科学之母”，是另一个基列西弗（Kariath-Sepher，旧约圣经中提到的书城），并保证它将来不再受地区行政机构的管辖。这个公告后来被奉为巴黎大学独立于的民法的“大宪章”（Magna Carta）。

教 授和学生分散而居，住房成了困难。巴黎居民把屋子租给学生，要的是天价，学生不满意；大量学生的到来使巴黎房价飞涨，市民也不满意。学生暴乱和警察动粗很 可能同这个问题有关。一个名叫罗拜尔的人提出用税收的办法处理这个矛盾。市民与大学同时缴税，用来建设和维持学生宿舍。巴黎大学没有中心建筑，只有所谓的 学院（colleges）。这个词来自法文colligere，意思是组合（to assemble）。每个学院根据专业和学生的国籍和语言而设，教授住在学院里，既教书，又参与学生的日常活动。于是有丹麦学院、瑞典学院、德国学院、苏格兰学院、兰巴的学院、君士坦丁堡学院等等，不一而足。以专业而建立学院的模式被后来的大学普遍采纳。

我们在索邦广场的一家酒吧坐下，服务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我要不要喝大杯的红酒。克里斯多夫马上用法语接过来说，不要，小杯就好。然后小声对我说，大杯是用来赚游客钱的。厄蒂利亚对我讲起另外一个罗拜尔先生。

罗拜尔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很早就在教会里服务，后来被送到兰斯（Reims）和巴黎受教育，因品学兼优而受到路易九世的赏识，成为巴黎的法政牧师（Canon of Paris）兼任圣路易的代祷官（confessor）。

他在索邦（Sorbon）有一小块田地，便把它拿出来建了一座公馆。十三世纪中叶，他在这里建立了索邦学院，目的是为贫困家庭的子弟提供学习的机会。一开始，这里只有二十个穷学生，可是很快索邦公馆就成为巴黎的学术中心，最后变成巴黎大学的核心。连续七八百年，La Sorbonne一直是巴黎大学的代名词。十年大革命时期（1789 - 1799），反对宗教的新政府强迫索邦关门，拿破仑上台以后又下令重开，直到一八八二年。

望着索邦巍峨的建筑，克里斯多夫说：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巴黎政府和警察都管不到里面的事情。仔细问，他也讲不清楚，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教皇大宪章。

法国大革命时获得解放的修士和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