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寻找父亲的足迹 一

寻找父亲的足迹

一

飞机上满满的，名符其实的座无虚席。

我每年都会在天上飞几次，也听说过买不到机票的事，而真的见到一个空位子都没有的客舱，这是第一次。

这次回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望年过九旬的父亲。与我同行的是焦世宁。他此行是要为他父亲焦菊隐的历史寻找更多的资料。

那天下午父亲对焦世宁说过一句话，北京人艺能成为这个样子，艺术上靠的是焦菊隐；剧院早期行政制度的建立却是我。

而我却是另外一种思考。确立了人艺风格，可以说是树立了人艺魂吧。而奠定了人艺行政制度该怎么定位呢。艺术风格可以表现在舞台上，是大众都能看到的。一个国家大剧院的行政管理制度，那只是在台下，能被记住的不过是人艺过去的少数老人。更何况如果从建立制度这个角度讲，人艺的一切，都该归功于党的，是剧院党领导得好，与你有什么关系。未免太狂妄了把。何况后来还成了被人艺揪出来的大右派。

那天，父亲跟焦世宁聊了一个下午。滔滔不绝的话题，想把几十年发生的事在一个下午都说出来，显然时间是不够的。面对远道而来的焦世宁，父亲的兴奋该是可以理解的。

那天，我们一早从北京飞到贵阳，人生地不熟，找到父亲的住处已近中午。只是在谈话的过程中，随便吃了碗面。焦世宁原本打算在贵阳多住几日，因第二天下午有个重要的会要参加，临行前才改变行期，周日一早返回北京。

就在这短短的半日中，我听到很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往事，不仅仅是父亲的，更多是焦菊隐。却发现，这两位老人都有一共同点，不懂政治，只懂自己喜爱的艺术。两位内行也有另外一个共同点，脾气怪异。套用现在的话也可以说非常有个性。而他们的个性相比与当代的年轻人，却是完全不同的。

当年的抱负和理想，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却使父亲在1957年成为当时人艺院史上最大的极右分子。而焦菊隐时隔多年在文革中成为人艺第一专政对象。他在反右时被保下来的，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我父亲没有人去保，是因为他的默默无闻。最终，焦菊隐很凄凉的死于文革期间，赤裸裸被拉到太平间。焦先生的过世，用巨星陨落来形容并不过分。这样一位为戏剧艺术贡献出生命的人，直到今天，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能被想起，被纪念。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塞翁失马这句成语了。假如当年焦先生也像我父亲一样成为右派，是否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些。因为那样，就可以躲开文革，也因此可以长寿。此话有些极端，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像我父亲那样“因祸得福”。很多时候，典型毕竟只有一个。

很多年了，我一直想把父亲的经历写出来，却一直无从下笔。就因为他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最后成为右派也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简单得避免了很多复杂的程序和过程，好像那个右派该是顺理成章的，非他莫属的。有人把简单美化成单纯，也是，即便都已在人生中走过了九十多年，经历过太多的事，他反而越来越单纯。有时单纯得很想跟他发脾气，没见过这么傻的了。

父亲的祖上在浙江绍兴，曾试着寻找过李家的家史，据说倒是有一户李姓家族，祖上曾在甘肃，后来考上武举调派到了绍兴，并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为大户人家。可我感觉上当年我们这一系并不是大户人家，否则现在老家也不会居然连亲戚都没有。我猜测那时的李家不过是后辈奋发，在我爷爷的爷爷那辈，考上了京官，成为大清国的一名官吏。进京后该是官运亨通，于是便在绒线胡同东口附近置办了家业。父亲对小时候的事记忆不多，只是记得搬家，那是因父亲的爷爷的父亲那辈把家业败落，房子卖掉后，全家搬到绒线胡同的另外一处居住。那年头所谓的败落，不外乎吃喝嫖赌抽之类的事。这五件事，但凡沾上一样都像往无底洞扔钱，不过是时间快慢的问题。所以到我爷爷那辈，家道中落。爷爷们只能各自凭本事吃饭，谁也指望不上。后来父亲曾凭借记忆去寻找过老宅子，也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到绒线胡同探亲的经历，在记忆中一直以为那就是我们李家的宅院。直到这次见到父亲才清楚，那里已经是无数次搬家后的李家后人，老宅固然是老宅，却是租用的，李家老宅早已找不到一点痕迹，替代的是赫然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

李家的家史父亲从来没说明白过，尤其是祖上如何来到北京做官，官居何职，只是说好像是掌管城门钥匙之类的差事。据史料记载，汉人来京城做官，除非是考上文举或武举，只是靠打仗勇武一般不可能成为京城的官，还掌管城门钥匙，那该是九门提督的事。尤其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居然在绒线胡同买到宅院。那里可是离开皇宫很近的地方，如果不是朝廷信任，就做不出其它解释了。

当我提起这些事时，父亲好似略有感悟，说要是武官的话，也许是有点道理，因为父亲的大爷曾经学过军医，后来也一直从军，在军队的医院做院长。不说还好，他大爷那段从军史已是民国往事，隔着朝代呢，真是一本糊涂账。老人都已离去。时逢战乱，也没人想起要续香火写族谱之类的事，所以我们李家也就因此找不到祖宗。要想写家里的事，也只能从爷爷开始。

据说我奶奶家当年也算京城汉官中不凡官宦。也许奶奶家的事查清史的话会有一笔。我抱着侥幸询问奶奶家姓什么时，父亲却说不出来，可见父亲的糊涂不是现在才有的，亲奶奶也就是父亲的亲妈在生父亲时难产去世，于是奶奶家的过去也真无从考察。父亲说，听姑姑说过，好像是什么盐大使之类的官。父亲不过是随便一说，在他的概念中，很可能对清朝那些事知之甚少，可无意中一句话却把我吓了一跳，盐大使可是肥缺啊。过去盐是绝对禁运品，盐的销售完全掌握在朝廷手里。盐大使虽然是个小官，才正八品，可也不是任谁都可以去当的。说是这么说，连姓都不知道，可见也是无从考察的。何况沿海各省都有盐田和掌管盐的衙门，也有很多盐大使。

看来关于我家的调查也只能是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何况不是什么名门，更算不上之后。可说到名门之类的，我家老一辈也算是沾过名人的边。

爷爷家境败落，供完老大上学，就供不起老二。供父亲大爷去学医，而爷爷却从小失学，没念过几年私塾，但是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小楷，算是自学成才，也因此找到一些文案工作。抗战前在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开始在北京，后来转到河北定兴。父亲孤身一人在北京上学，那是因后来爷爷娶了后奶奶，父亲被亲戚接到北京，由姑姑带大，很多李家的事也多是从姑姑那里知道的。

从小就失去母亲，远离自己的家一直寄人篱下的父亲，可能是缺失很多家的温暖吧，至今还像一个没开化的孩子，思维简单得令人怀疑是否真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九十多年的人。

按照父亲的说法，可能是从小就没人告诉他。可我感觉不是，我们从小也没人教给那些更直接的如何在社会生存的道理，但我们不也都学会了。可见这是天生的，是天性。父亲天性老实，甚至有些傻。在劳改农场时被送雅号：大呆。可见是有历史的。

记得父亲跟我说他上中学的事。那是一所师范，中专性质的。因家穷，师范是国家办的学校，只要考取就会省下家里不少开销，一切全部由国家负责。学校是军事化管理，入校男孩子一律穿制服剃光头，而且与世隔绝，就像进了兵营。父亲讲到那段历史时好像没有太多记忆，只是说，记得当年的校址该是在西城靠近阜成门那一带，旁边就是北京大学分校。

这是又一段混乱。我查过北平师范学校的资料，最可能的校址该是在官园附近。后来换过不同的校名，很可能是北平师范学校，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而北大分校却无从查起。那段事情距离现在还不到百年，可就是这短短的时间，也被历史丢弃，要想知道准确的信息，恐怕很难。

按说学校具体在哪里并不重要，可是那年发生的很多事却与学校是分不开的。那是个动荡变化的时代，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几乎都有着后来我们所羡慕的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献身的机会。国耻民仇在“五四”运动后撞进年轻人的心胸，很多青年学子都是从那时接触到救国救民的道理。那个年代在北平发生过的事情太多太多。可我父亲却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全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二九”运动。

很多奇怪的事发生在父亲的身上，像被无数个不可能环绕着，又好像始终都被一个并不明朗的环套住，纠缠不清。以至于2007年我们在长江上，一路看着变矮了的巫山三峡，父亲讲述着当年曾经经过这些地方，及到重庆求学的经历。当游船从仙女峰下驶过，父亲突然对我说，他很想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塞翁失马》。我明白老人家的立意，他是想说，自己被打成右派也许是件好事，因为自成右派后的好运接踵而至，尤其是后来的文革，就因为他在农场而躲过一劫。不过当时听他说完，我还是觉得脑子一震，好像一个嘴巴抽来，被打得满眼冒金星，还要感谢抽我嘴巴的人，因为看见金子了。

这就是我父亲。一辈子什么都没拎清楚的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爷爷从乡下回来带着他逃亡到重庆。父亲手里只有奶奶给的两块银元，就是带着这两块银元开始了父亲人生的路程。

其实父亲在投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前，并不知道话剧。也从没想过要进入戏剧界。而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免费上学的学校。剧专是第一所由国家创建的戏剧专科学校。上师范和进剧专，起因是因家贫。我总觉得父亲可能一辈子多是祸福相伴，有时甚至因祸得福。剧专招考时，他的主考老师恰是曹禺，因父亲一口京腔而被录取。话剧演员是要说国语的，那时剧专由南京内迁到重庆，北京学生前去报考的可能很少。就我所知，父亲同学中，北京人确实不多。因满口京腔考中，却不知怎么回事，偏偏选学的竟然是舞台美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我根本不会画画儿。我也很少见到父亲画过什么。特别是现在很多老人退休后开始学画学字，也没见父亲有多大兴趣。小时候在家里见到过几幅父亲当年画的舞台设计，记不清是为那出话剧设计的，只是朦胧中的印象，很老式的家具，还有阔人家的门窗，要是留到现在也算是我家的文物了。

这些历史是父亲没事时对我念叨的，很不连贯。我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连贯起来，却有很多断层。有时那断层就像是硬生生的被切断，我几次想尽量衔接，却总是有接不上的感觉。

父亲是北平沦陷前逃到武汉，再由那里到重庆。也就是说，抗日战争开始到结束那段时间都是在重庆度过的。

二

2003年初春，记得那是个星期五的傍晚。突然接到表姐北京打来的电话，依旧是不紧不慢的声音，却使我有一阵大脑似乎处于空白：“你姐姐让我告诉你五姑病危。”我只是简单回答了声“噢”却不知往下该说什么。突然吗？似乎并不突然。只是感到意外，预料之中却又不能相信。

2000年秋天我回国时，看到母亲又老了许多。当时虽有预感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星期六旅行社上午还可以买机票，可是办签证必须要等到星期一才行，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焦虑中的等待，那一天我是怎么度过的一点也记不得了。星期日表姐又打来电话：“五姑去世了。”

我告诉她，我买到了星期三的机票，也就是北京的星期四一早我就可以到家，可是还是晚了。终究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之前父母住进了位于阳台山的老年公寓，来信说那里环境非常好，就在鹫峰山麓，窗外有大片的桃树，春天桃花开放一定非常好看。可是母亲终究没有等到桃花开就走了。

我回京后住在老年公寓陪父亲，每天出去散步，或坐在老年公寓院子里的长凳上与父亲随便聊着那些逝去的时光。也是从那时开始对父亲的过去有了支离破碎的了解。

老人信口开河似的想到随便说着，我非常认真的听，后来发现没记住多少。也是从那时开始就想把父亲的事写出来，却感到无从下笔。那是一段历史，那些往事是与祖国命运相连的。产生那些想法后却发现如果真实的去写，我不知道那些当年设身其间的领导和同事们现在会是如何，对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会有怎么样的想法。真实的写出来会触及到一些人，可是我不想也不愿意那样做。因为种种原因吧，很多人会对当年发生在身边往事感到愧疚，感到忏悔。我何必还要再增加些痛苦呢。也许我想得太多，但是写事就会写到人。几年来我一直处于矛盾中，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也想过用小说的形式写，因为小说多是虚构，可以避开我的困惑。我也不明白怎么会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定，瞻前顾后。也许是自己内心的矛盾在作祟。

南京的朋友苗毅作为学者到鲁汶医学院交流，那是个周末，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问起我目前在写什么。当时我有两年几乎没动笔，虽然心里有很多题材想写，但由于一些自己的原因没再继续。记得苗毅对我说，中国的文学里面有一种仇恨文化，所以人在内心会有一种复仇的情绪。将来要是退休后，我会写一些文章，告诉人们这样是不对的。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反思。是啊，为什么要把生活中遇到的不平、不忿用报复的心绪写出来，这样的话，不是更要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敌视。作者本人如果心态不好，写出来的文字也会给读者造成一种负面影响。本来在一个畸形社会中，很容易因为某种变态心理的文字给社会和大众带来误导，我不过是想记录自己父亲的往事，要是自己也是一个变态者的话，那样还不如不写。况且父亲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就更要如实的，不加任何修饰去写。

这是一个前提。

父亲从来都是与世隔绝的，从懂事开始就是如此。这点在他回忆往事时总是能够感觉到。

父亲有一边耳朵听不见，那是在很小的时候一次发烧引发中耳炎导致耳膜穿孔。他在说这些事时的态度就好像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事情，是别人家的后母虐待人家的孩子。而他也很会废物利用，睡觉时只要把那只好耳朵压在下面，即便是外面在打炮都能睡着。

父亲在给我的简单履历中是这样写的：

1921.4.27（农历）出生于北平，母亲生下我就去世了，至今不知道母亲的姓名。我是祖母和两个姑姑带大的。我的祖父叫李振辰。父亲李寿朋（字友琴），青年时代因为家境败落，没有正式的学历。但是他自学书法，隶书、小字都挺好。还能够上台票演京剧（净）。中年之后也开始写作，发表文章（回忆在军阀部队打仗的故事）。

大概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续弦，继母文化不高，脾气暴躁，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孩子，对我经常打骂。

爷爷工作的平教会从北平转到河北的定县，全家也都来到乡下。爷爷续娶了我的后奶奶，也就是给父亲找个后娘。大凡人家都对后娘没有好话说，也许多是因为后娘来到新家后的做法多是大同小异吧。父亲的耳朵也是因这后娘的大意残废的。是父亲的姑姑看不下去把他带回北平，从此父亲就一直在北平上学直到卢沟桥事变。

父亲小学、中学简历：

小学：

依靠伯父李寿耆的力量，在他家长子李乃忠（比我小一岁）开始读小学时把我也带去。先在绒线胡同小学读了五年，后来父亲搬家到河北定县，我留在北平，由大姑安排到方家胡同小学读六年级一年。毕业以后去定县上初中。

中学：

河北省立九中读初中，毕业以后，在北平市立师范读书一年（1936-1937）。1937年暑假回河北定县，当年北平卢沟桥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8.15河北定县陷落，我们开始逃难，到了湖南长沙。

福寿乃大，中国人族谱中间那个字多是按照家族辈分安排下来的，编成诗句，为的是循迹。父亲只是记住了四个字，因为其中两个是与他有关的。爷爷是寿字辈，父亲该是乃字辈，到我这里中间的字应是大，却断了，我家姐弟都是两个字，其实中间加上个大字该是很不错的——大北，王府井有家照相馆也叫这名。

自从2003年开始听到父亲说起自己的过去，后来几次回国有意识的置办了录音笔，零散的录下父亲不同时期的回忆。后来发现还是很不连贯，只能是循着一条时间的链条，就像打补丁那样去填满或再不断充实空白。

2008年五月中旬，在此之前父亲说要从重庆回京办事，我特意赶回国与他们在北京见面。结果就在我踏上北京大地的那天下午，四川发生大地震。本以为父亲来不成北京，过了几天那边稍微平静些，他们还是回来了，那次虽然有很多不便，还是硬找到时间，录下一些很有价值的故事，我不想把经过整理的录音记录下来，而是一定要不加以任何修饰的最原始的记录下父亲的过去：

我在北京念书，现在说起来是最反动的，北京市有名的叫北师，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它是北京市的所有小学都是北师派。我的姑姑跟我的姑父都是北师毕业的。我初中毕业后啊，我的这个水平啊，我不是那最好的学生，我的水平考高中是困难的，先头一路从定县到北京来，到保定，那时河北省会在保定，保定有个六中，试了一下没考上。到北京来，我这姑姑跟姑父就提出来，你就上北师吧。北师将来是个铁饭碗，出来以后在北京市里面安排工作。考这个学校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没钱上中学的人需要钱就上这个（学校），她什么都管，管吃、管住，衣服一年四季。一进门大家伙儿都是考上的，我一考这个当然就考上了。

考上了嘛，上新的学校高高兴兴的，到理发馆去理发弄得很漂亮。一报道就发一个条，到理发师那里，那个理发师就一把推子，所有的人到学校的一律推光，管得很严。这个校长在当时也是个有名的教育家叫韩秋圃后来跑台湾去了，训导主任叫王本荣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教导主任不怎么有名，生活管理，一般的安排上学。生活管理都是军事化，上课下课都吹号，整个日常生活都是军事化。每个礼拜两次会操，就是礼拜天和礼拜三，男女生加一块儿有四百多人，后边有很大的操场会操。

我那时有病，脖子后脑袋长疮，疖子啊，先是长了一个后来又一个没完了，老是长疮，他那个校医就给我开了条子看病。我就不懂外面的事情，学校旁边外面有一道墙，跟北大工学院分开的。北大学生运动给我们学校扔材料都被封锁了，不准看。看都不准看。我去看病了，门口军警特别加了岗位。出去看病到了西单，西单那时候有电车呀，坐电车去看病，回来好像已经打完了。回来我就知道外面有学生运动了，学校里面交流不起来。上这样的学校满脑子就是老老实实上学，学完了之后去当孩子王，教书就完了，没有什么志气的。但是据说这个学校以前闹过学潮，搞过学生运动，后来学校给镇压，该开除的开除，就完了。我在那儿读了一年书，思想很稳定，我是外面闹得什么都不懂。之后一二九和双十二啊，蒋介石被扣了，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大事，在我们学校里没人问，爱怎么就怎么。我上这个学校很顺利，在学校出去很讲究的，整整齐齐的。

一年之后是暑假，我在家里，在定县呢。我寒假的时候过去了，上张家口去了，那时我伯父在张家口，他在部队当军医。他那些同学都是部队的，那些人都是二十九军的头。二十九军军长刘汝明，他当张家口市市长，就把我大爷找去当他的卫生科科长。他有条件有钱，那时他一个人住一个大院子。我的弟弟到北京接我到他那里过春节。我这个弟弟比我小一岁，也很热情。我那次给他们带的东西，张家口去的东西有一瓶酱油。不知道怎么，我那个学校发的两排扣子的军大衣很神气，他穿的还是我穿的呀，在大街上走了没几步对方脚底下一滑就摔了跟头就坐地下了，酱油洒了，身上全是酱油，大概是他，我那大衣就脏了。

在那里住了一个寒假，我那个大妈整天打麻将。去了之后我跟上海(现在住在上海)那个妹妹，跟他我们三个就……在那里还有个大姐，比我大四五岁吧。她小学毕业我刚进小学，就这样。所以我跟他们家里，我的大爷跟大妈对我都很同情的，怕我在家里受气，就接过来，到暑假不行了啊，时间长了啊，我就回定县了。在北京啊，我住姑姑家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两块银元，这是她的私房钱，“给你两块钱，不要跟别人说。”后来就是这两块钱起了作用了。后来逃难啊，到定县没多久就七七事变了。

三

1937年到1947年，在父亲的一生经历中是最复杂的，也是非常散乱的。在他的叙述中，我会时常被搞糊涂。因为在这十年中，他到底都做了什么，好像他自己也没全记住似的。却又是在这些年中奠定了今生事业基础，而后才发生了无数可悲可泣的往事。

那年父亲从北平回定县过暑假，刚离开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被日本人占领，而后定县也不保。平教会搬迁，爷爷带领全家随学校迁徒到了湖南长沙。

长沙应该算是父亲事业的起点。

开始父亲想留下，后来发现不行，他是这样讲的：

幸亏我没留下，因为我那个能上得起中学的在农村都是地主，一般人上不起中学。我在定县的朋友都是这类。当时我本来东西都带回一部分，预备留下的，但是一拖，拖的时间很长，我又回来了。回来到逃难的时候走的那天是八月十五开始逃难。家里是个小建家庭，父亲那时一个月四十多块钱。那时四十多块钱就能管两家，我们刚出来的妹妹，还可以存钱，吃的还不错（问：妹妹后来哪去了）。死了，好几个。我后来有两个（妹妹）。我这个继母啊大概生了五个，两个妹妹，两个弟弟，跟我最近的那个死了。后来我离开家时，她又生了一个，大的女儿。后来两个儿子，儿子你都见过，我爸爸给起外号，两个孩子，真傻子，假机灵，没法办。

后来我离开家了，我是怎么离开家的呢？

逃难啊，逃到长沙，平教会的人组织的，最后一批人吧，都到长沙集合。但是长沙那边也呆不下去啊。晏阳初那会儿不在国内，他在美国，但是平教会那会儿是帝国主义，把平教会变成反动组织。平教会到长沙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批人到四川啊，自己还搞了农村建设什么的。平教会算是完了，孙复原后来当了衡山县县长，把我爸爸给找去了，他不是在部队呆过吗，就让他当警察所所长，衡山一个小镇上的警察所所长。他哪儿搞的了这个啊，就下来了。就离开湖南，也是跟着平教会这些朋友们跑到江西，以后就一直在江西的吉安、平川，后来他的死在赣州

在赣州当中学教员，教语文，赶上三反。他以前在江西，在湖南做过电影院经理啊，就勾起一些老事来，交代不清了。他没有正式学历，就凭他自己的努力。他教书，他的学生。他就自学。他上过那时叫野鸡大学，民国大学，上过，但是他没有学历。那时候没有学历的。但是你看他写的字，他那点学问都是靠他自学。他练字，字也写得很好（我接着说：他大段大段抄当时的文章、报纸）那时还是学习，三反的时候，外边闹得很紧张，我这个后妈啊对他很不理解，就是手里抓住钱，对他很不好，他有话也说不出来，就自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的死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你说投河呢，也要见到尸首，你说怎么样吧，看不出一个路子来。给他那个中学，赣县那个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