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所里来了中国人

一

　　上午的咖啡时间，我刚在桌边坐定，简的声音就飘过来：“前几天刚来的那个中国人跟谁干？”

　　话音一落，问号一齐投向我。

　　我想起老板从中国科学院捞来的那个研究员，这个叫东的男人貌似宅男，怎么一来就被他们盯上了？ 着实不是本人感受力迟钝，在研究所混饭十几年，同胞如此受关注的情况并不多见。

　　研究所最近跟中国来往频繁，名目也较杂。年轻面孔大多来自我们所和中国的大学与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项目。这些孩子对出文章的兴趣远甚于所谓尖端技术或先进仪器，有的干脆带了数据, 一来就直奔主题——缠着导师修改文章。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短期来访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

　　东属于后者。可能比较年轻，尚需学术资本，已是副研的他像一只充了气的皮球，到处找活儿干，还睁大着一双雷达似的眼睛，寻根问底，大有不“偷”到点核心技术誓不罢休的架势。

　　谁知，生活跟渴望成功的东开了个玩笑。下午，老板找到我，说需要东的工作许可办理安全检查。

　　我用中文问老板身后一脸无辜的东：“你有工作许可吗？”

　　东递上他的护照，上面只有一个一次性入境的公务签证。原来东是他们单位第一位来加拿大的访问学者，单位的办事人员只熟悉美国的签证种类，对加拿大一无所知。

　　我把老板的原话翻译给东听：“没有工作许可，不允许用所里的电脑，不可以独自进实验室。换句话说，你去这栋楼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需要有人陪着，老板的意思是你也不必来所里了，因为我们实验很忙，不可能抽出一个人专职全天陪你。”

　　上网查了一下，境内补办工作许可需要两个月，这意味着访问期为两个月的东将无功而返。这可把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吓坏了。他火速跟中国工作单位的相关机构联系，答曰他们只负责办签证，从没办理过工作许可，而且他们办理签证是通过外交部，跟加拿大领馆不发生直接联系。

　　东又继续深究，原来工作许可是通过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叫做签证中心的地方办理。东只得直接电邮北京的加拿大领馆，说明自己的情况，领馆回复说让他单位把所需材料补交上来，酌情解决。可是，东的单位坚持工作许可不属他们负责的范畴，拒不出面。

　　东被逼无奈，只得走非官方渠道，委托他的一位朋友将材料直接交到签证处，并附上领事的回复电邮。

　　三天后，东两眼通红、满脸倦容地出现在我面前，说：“嘿，连熬两个通宵，总算把签证搞定了。到底还是靠了那位朋友。”

　　我说：“不懂为什么你们单位相关机构不帮忙，他们拿着工资就是干这个的呀。”

　　东说：“你们出国太长时间都不了解中国国情了，中国的行政人员都是管家，不是服务员。”

　　东终于可以像大家一样自由出入，上内部网了。东很满足，结束被边缘的处境，挖金寻宝，不虚此行。老板很高兴，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有个不花钱的劳力使唤嘛，虽然东的英文不好，但东的专业知识并不弱。我很欣慰，从东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希望，也意识到中国确实已今非昔比。

　　单就经费来源一项，已足以让人感受到这种腾升。过去，出国人员不是世界银行贷款就是CIDA项目资助，现在中加学术交流多由中国单方面出资。东这次来加，以及两个月后我老板去中国全部是项目负担。项目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有一种久违了的扬眉吐气的感觉。

　　虽然当地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多，但是，中国公司成功买下加拿大属于国家保护资源的油砂矿，GE电子把总部迁往中国，美国向台湾出口F16战斗机要看中国脸色，这一个个让人侧目的事实，让“中国”成为“大国”的代名词，“中国人”成为“聪明”的代名词，“中国热”成为“时尚”的代名词。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

　　我接住来自桌子四周的目光，微微一笑：“哦，你是说那个个子不高、英文发音很有趣的家伙吗？他是我们组的，来自中国北京，访期两个月。”

　　看到他们脸上满意的神情，我暗自责备自己：“什么时候沦为狗仔队了？再想一下，就乐了：被人在乎的感觉很爽，不是吗？

二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在东与我们的合作项目里，还包括我老板去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费用也全部由中方出。过去这件事是这么操作的：中方买好机票，订好酒店，请好接待人员，外国专家只需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就OK了。谁也没料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突然变得困难重重。

　　首先是从今年开始，加拿大农业部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出国，并由对方出资的，机票必须先由加方购得，然后向对方出具invoice报销。据称，这涉及到政府雇员的旅行保险等事项，毫无商量的余地。

　　而中方坚持，中方可以支付外国专家的一切费用，唯独不能向国外汇款。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特批课题，而非国际合作课题，这项规定涉及财务政策，不可更改。

　　其次，我老板坚持要住Holiday Inn，而离东的单位最近的Holiday Inn开车也要半小时以上，并且由于位于闹市区每天早上严重堵车，这为中方负责陪吃早餐的人员带来很大不便。过往的外宾都是住单位招待所，并且强调这个招待所是专为上级官员准备的，虽然外表普通，实际级别很高。可我老板是一个顶真的人，他说他是高级研究人员，出差住宿标准是4-5星级酒店。他坚持要住Holiday Inn是因为这是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生活习惯会比较适合他。在这一点上，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几个回合交涉未果，中方的主要负责人发话了：别人都没问题，就这个人这么挑剔，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实在不行就不要他来了。你可以告诉他，中国不是30年以前的中国了。这可急坏了东。他的研究项目跟我老板极其相近，他正想着以后两人申请一个国际合作课题，争取来加进修一年呢。而且，为了申请这次中国之行，我老板已经填了大量表格，现在再说不邀请他，肯定是彻底得罪。

　　东找到我，让我从中周旋一下，千万促成这次中国之行。我说：“你领导好牛哦，其实依我对我老板的了解，他倒没任何瞧不起中国的意思。他这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人，从没去过中国，对中国零认识，吃中餐要先服助消化片，Holiday Inn在这边也不算多高级，他不过是怕自己不习惯罢了。而且我告诉你，他这人对中国有坏印象，上次有个中国人说来跟他干，老板费了好多事帮他办了相关手续，就在实验开始前一个月，那人突然招呼都不打，就人间蒸发了。你之前很长时间，我老板提到中国就皱眉。你这次要再来这么一下，估计永远没法翻过来了。”

　　那怎么办呢？刚拿到工作许可的东，再次把与中国领导、会计等相关人员沟通作为全日工作。由于时差关系，这些沟通全部是深夜进行。眼看双方坚持自己的原则，似已无法调和。一日，我老板突然提议，机票我自己支付如何？我很错愕，一向霸道的老板什么时候学会让步了？中国，真的成了他非去不可的地方？

　　小组会上，老板面带笑容，慈祥地问东：“下周我带你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另外，你还想学什么技术？”

　　此时，距东回国只有两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