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白：父子情深

                                                               父子情深 　　

                                                          　·   慕白 ·

　　　　遥远地像一个世纪以前，

　　　　可有时又近地像昨天一样……

我刚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家人从国内寄来的信中，刚刚满了五岁的小儿子附上了一幅他自己的画，画的上方还用彩色蜡笔画了一只大大的火箭，下面有歪歪斜斜的两行字：爸爸，梁梁想你，快坐上火箭回来吧！

那天夜里，我猛然从梦中惊醒。耳边分明还回响着小儿子熟悉的笑声，眼前却不见了正在花丛中和我捉迷藏的他那胖乎乎的身影……揉揉眼睛，环视斗室之内，只有异国无边的静夜，无穷的寂寞，把我重重地包围在里面……两行清泪，终于止不住地滚落下来。偏偏那一夜的月色又特别地好。月光无遮无拦地射进窗来，把室内的一切都浸在那冷冷的清辉之中。我斜倚在床栏上，连书案上摆着的那一支火箭都看得清清楚楚。

忍不住披衣下床。拿起那支火箭细细地看了一会儿，仰起头，又望了一会儿明月，和故乡的并无区别。依然是那样的亮，那样的圆，圆的和小儿子的胖脸一样。一个人在地毯上无声地踱来踱去，踏着满地的月光，不由地信口吟出一首小诗来：

　　　　梦中娇儿唤，醒来泪不干。

　　　　悄然临窗立，明月满书案。

到明天繁重的学习和工作，我又强迫自己躺到了床上，可是平日里那样灵验的安眠药此时却失去了效力。静静地躺了半天，就是没有丝毫的睡意。一件件的往事却不停地浮现出来……

我家曾是小城的望族，到了民初，我的一位叔爷还在做北洋政府的京议员，城里湖东侧的祖宅几乎占去了半条街。这样的旧式大家庭里，封建礼教对青年人的束缚自然来得特别厉害，横在两代人之间的那条鸿沟，也异常之深。父子之间冷冰冰的僵硬关系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的爷爷性格高傲而又孤僻，家里的大小都很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制君主”。据父亲回忆说，在他的印象中很少见到过爷爷的笑脸，永远是一脸的威严，满面的冰霜。由于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只有父亲这样一个儿子，再加上连年的战乱，这个大家庭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丝衰败的迹象，爷爷就把重振家风的幻想寄托在了父亲的身上。爷爷对父亲特别地关切，但是，他的关切是用加倍的严厉管教体现出来的。

爷爷一心指望父亲能光宗耀祖，成为一个大大的忠臣孝子。谁知父亲因为受到了五四以来弥漫的新思潮的影响，不愿顺从爷爷的愿望去做小官吏，再加上拒绝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在爷爷的眼里失去了一条攀龙附凤，向更高的社会地位发展的快捷方式。这一切触怒了爷爷。他一怒之下断绝了父亲的经济来源，并威胁说不承认父亲是他的儿子。性格倔强的父亲愤而离家出走，吃尽了种种苦头，终于靠自己到处教家馆，给报社投稿读完了高中。他们父子两代人一直到爷爷去世，都没有互相原谅对方。

每逢年节，全家人团聚的时候，父亲回忆起这些往事常常会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正因了父亲青少年时代很少从爷爷那里得到温暖，深知那种隔阂的痛苦，他对我们姐弟四人便特别的疼爱。到了我们成年的时候，他不仅是慈父，还是最知心的朋友。我和他一直都是无话不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他都给了我十分重要的告诫。记得少年时期我因为初恋不如意而心灰意懒的时候，他亲自写了一幅颜体的横幅送给我，上面写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欲成大器者，此第一戒也。”至今它还挂在我的书房里。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年轻时当过演员，做过新闻记者，也曾作为缉毒队员骑马挎枪驰骋在豫西南山区。到了抗战初期，还曾经先后考入了胡宗南在西安主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和设在南京的空军官校。只是造化弄人，最后他还是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了大半生的日子。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法却是很特别的“无为而治”。他从不强制或要求我们继承他的衣钵，也很少硬性给我们开列出一大堆的必读书目来，对我们在学校里的功课和成绩单更是从不过问。他从我们小的时候起，就任由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来看，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自己去发现新的天地。

就这样，我从刚一会看书的时候起，就自己站在小板凳上，从父亲排的满满的书架上找书来读。从小学，中学，到上山下乡离开了父亲的身旁——可怜这一去，便再也没有机会长期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我也从西游，三国，世界文学大纲，一直读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双城记和约翰·克里斯多夫……即使在下乡那四年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也从未间断过对我的关怀。虽然身处在偏远的乡下，刚刚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劈面遇上了一场又一场强劲的风暴，但每隔半月收到的父亲的来信，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支持和信心。后来几次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救了我的那一点点破英文，就全是靠了父亲在几乎每一封信中的督促而得来的。当年，每当一天繁重的田间劳动结束之后，别人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抽烟喝酒打扑克的时候，我能够摆脱种种无聊的消遣，还不是因为眼前时时浮现出父亲那期待的眼神？

当然，父子之间的支持也是相互的。记得当文革风暴袭来，父亲蒙受不白之冤而一再受到批斗的时候，我就在会场外面等候。批斗会一结束，我就用自行车送他回家。有一个大风雪之夜，我由于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雪花而看不清道路，父子俩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雪地里。年过花甲的父亲不顾自己刚刚受过刑的身体，在风雪中挣扎着爬起来，先为我掸去浑身的雪泥，又再三地问我摔疼了没有……那一刻，老父脸上慈祥刚毅的神色令我至今刻骨难忘。

也许是出于遗传，也许是应了这句老话，“儿子还是自己的好”，到了我做父亲的时候，和我的小儿子的感情也是特别的深厚。冬天几乎每天要在寒冷的露天水池中为他洗尿布，夏天，蹲在闷热的屋子里为了给他洗澡，我自己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不知多少次。后来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会叫的第一个字竟是“爸”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岂是能用笔墨可以形容的？

孩子一岁半了，该断奶了，试了几次终因不忍看孩子哭闹而没有成功。我想出了个主意，让他母親暂回娘家去，我自己生平第一次独自带孩子睡觉。谁知到了半夜里他醒来要奶吃的时候，我把一切预定的计划都试过了，但他还是哇哇地哭个不停，这下子我才真得慌了手脚。没有办法一夜里都是抱着他在蚊帐里来回“走动”。拍着，摇着，嘴里还不停地哼着自编的小调……不管怎样，还真让我把这一夜给对付了下来，而且就此把奶断掉了。至于那一夜我出的大汗就不用提了。

稍微大些，该送托儿所的时候，由于他母亲上班的地方远，每天骑自行车带孩子上下班很不方便，逢到雨雪天气更是受罪。于是，我自己动手做了辆婴儿车，每天干脆把他推到我学校里的托儿所去，因为那里毕竟近多了。托儿所里的阿姨和我的女同事们看到了，都说孩子有福气。可是现在想起来觉得实在是对不起孩子。他正在需要父亲教育的年龄，我却远渡重洋了。虽然有他母亲的悉心照料，总比父母都在身边差了太多太多。父子之間，許多錯過的機會，一旦錯過，是永遠也無法彌補回來的了。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太晚，太晚了。

出国之前，由于我们已经搬到了我的学校里面居住，活动的范围大了很多。记得课余饭后我常常在操场上的沙坑边上放一课桌，父子俩人一起站上去比赛跳远，或者到和校园只有一墙之隔的公园里去爬树掏鸟窝。他最喜歡的，還是我帶他去看我打乒乓球。我當時是市代表隊的隊員，無論是平時訓練還是參加各種大小比賽， 他都興致勃勃地獨自坐在一旁觀看，而且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我至今還記得小傢伙圓圓的腦袋隨着飛快的銀球左右晃動， 又黑又亮的眼睛裏充滿了興奮的樣子。和我一起抱着大獎杯照相這樣的經歷很令他驕傲，因此也常常在院子裏的小朋友中間顯擺。不必說，他的母亲能做到这些么？难怪我出国之后，儿子看到别的小朋友和父母一同出游就很不高兴了，时常缠着母亲问我甚么时候可以回来。可怜孩子小小年纪，便已经深深尝到亲人离别的苦味了。

他四岁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和他母親商量了好久，终究舍不得把他送进每星期才能回家一次的“全托”幼儿园去。那样于他于我们都是太长，太长了。到了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日托”幼儿园。从此，每天早上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不去幼儿园。”照例是经过好一番动员利诱威逼才能穿好衣服，反正一切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等到终于坐上了自行车横梁上我为他特制的小椅子，把他送到了幼儿园大门口，阿姨要把他领进去的时候，那简直像上刑场一样。他总是拼命地大声哭叫，“爸爸，爸爸，你别走呀！”

那一声声哭叫，至今还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时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不但走了，而且一下子走到了天涯海角……

有时见他实在哭得可怜，就只好把他独自留在家里，但是谁来照顾他呢？奶奶在这里照顾了他一年，才刚刚离去不久。他看见不去幼儿园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倒也很乖，对我们说，“你们走吧，让我留在屋里，我不调皮。”大着担子试了一两次，他居然能说到做到。我下了班一打开门锁，他立刻像一匹被关在棚子里的小马一样地冲了出来，跑到操场上去找小朋友们玩了。有时候回来听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我赶紧提心吊胆地打开门，他却安安静静地自己躺在床上睡着了。桌上盘子里给他留的点心早已吃光，一本厚厚的连环画书还盖在了他的胖脸上，大约是没有看完便入了梦乡……

邻居老奶奶说我们也太大胆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敢把他一个人锁在屋里呢？有一次她便看到儿子试着想从门上钻出来，因为那里正好少了一块玻璃。听她这样一说，我们以后再也不敢把他独自锁在家里了。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发现他站在外面的走廊上，表情很奇怪地看找我。我和他曾经达成了协议，在家的时候不许到教室里来影响我的上课。大部分时间他都听话地在操场上玩。趁学生们做练习的时候我走出了教室，这才看到他的一个手指被树枝扎破了，一滴殷红的血珠儿正挂在伤口上。他紧绷住嘴唇，和平常打针时一样，一声没哭，但亮晶晶的眼泪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我急忙带他到了校医室里去包扎了一番。

可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一次我带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在酒席上他忽然一反常态，当着许多客人的面要这要那地不停，让我大失脸面。我憋了一肚子的火气，还没有回到家里，在半路上就忍不住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第一次见到我这样生气，一路上他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到家后正好他母親不在，我又让他在门后罚站，非要说说为什么这样馋嘴不行。看到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一动，嗫嗫嚅嚅地想说又不敢说，想动又不敢动的样子也实在可怜，我正想提前解除禁令，他却“哇”地一声大哭了出来，原来远远地听到了媽媽的脚步声。

多少年后回想起这唯一的一次体罚，我还心里酸溜溜地不是滋味，毕竟是五岁不到的孩子呀！

最难忘的是我离家来美的那一天在火车站分别的情景。

从前几天开始，孩子就不停地和我商量，“爸爸，我也要去美国，我要跟你一起去……到了那里，咱们住在你的朋友家里，行不行……”我一直不敢把真话告诉他，只好支支吾吾地应付着。他好像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长期的别离，那几天里一直不停地和我重复着这几句话, 卻從來也沒有說過捨不得把媽媽留在家裏。也正因为这样，到了美国以后，越是想他，我越是不敢听那盘从家里带来的录音带，因为那上面几乎都是他稚嫩的和我糾纏不休的声音。

离去的那天，直到火车徐徐开动了，站在车门外的她才从我手里接过了挣扎着叫喊着，就是不肯松手让我离去的孩子，可怜他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我赶紧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低下了头，因为我不能再看到车窗外兒子那伤心失望的神色，不忍再听到那渐渐远去的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

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地在问自己，假如当时我像对待成年人那样把话同他讲清楚，他会不会接受这残酷的，然而是必要的现实呢？ 另一個我時常拷問自己的問題是，爲了自由，你付出的代價是不是太多，太大了呢？

原載香港《文匯報》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父親節前夕修訂於    聼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