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白：燈下白頭人

                                                              燈下白頭人

　　　　　　　　　　　　　　　　· 慕  白·

　　　　　　　　　　　　　　　　　（一）

又过年了。每逢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常常回想起童年时代在故乡过年的情景，邻居中那位长髯飘拂，年纪不老却满头白发的老郭先生也就时时地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他生得剑眉星眼，身材修长，再加上无论阴晴雨雪，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他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打拳舞刀的身影，因此他像武侠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一样吸引了我和大院里许多孩子们目光。

老郭先生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好友。他是豫北人，说一口带有浓重河南腔的国语，是位世家子弟，据说祖上还和当地的袁项城家族有些渊源。他教的是中文，热爱的是京剧，最拿手的是仿效北方京剧名武生厉慧良《长板坡》里的一招，在飞快地原地俯仰旋转舞动中把麻杆做成的玩具扎枪高高抛在空中，然后不动声色地把右手放在后背。那滴溜溜飞旋的扎枪在围观的大人孩子们的一片喝彩声中，总是正好落入他的右手中。

紧接着，他又把那一根银枪舞得虎虎生风，水泼不进，好似一条银蛇上下翻飞，齐胸的美髯更是随之左右摆动，看得我们个个眼花缭乱。猛然间，他戛然而止，右手把银枪往地上一撑，左手拂须，面不改色又字正腔圆地地昂头大声念起，“俺赵云，舍死忘生，也要杀入重围，寻找幼主——————”

　　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的是，他那一副圆框的老式眼镜在这样的飞速旋转中为啥一直没从鼻梁上掉下来，而且在他的脑袋后边我始终也没有发现一根绑眼镜的细绳子。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这件事，可他总是狡猾地眯起左眼對我做個鬼臉，然後就顾左右而言他。我和别的孩子们始终相信，他还有许多别的秘密，而且从来不曾告诉过任何人。

古城天空中一片爆竹声中，明星似的老郭先生在我们这一帮大小孩子们的簇拥之下，和父亲他们几个票友戏迷们一边聊天一边穿过大操场朝大礼堂走去。远远地望过去，挂满积雪的松林深处，一排排高大的拱形窗子里透出了明亮的灯光，隐隐传过来一阵阵悠扬的胡琴和锣鼓声。一年一度的春节全校师生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新春京剧晚会上，父亲扮演的《西厢记》里潇洒俊美的张生刚一出台来亮相，坐在最前排妈妈怀里的小弟就大声嚷嚷道，“爸爸，爸爸！”惹得大礼堂里一片哄笑声。父亲一走神，厚厚的粉靴踩到了自己的长衫边上，一个趔趄几乎绊倒在台上，四下里的笑声更响了。坐在我旁边的老郭先生連忙走過去把小弟抱了过來，装個鬼脸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才让父亲把忘掉了一大半的台词又想了起来……

昨天又是除夕夜。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吃饭的时候，横扫北美东岸的大风雪让窗外变成了一个厚厚的银白世界，我又想起了老郭先生和父亲过年同台演戏的一幕幕往事。不知怎的，两行清泪悄悄地在我的心中潸然流下。可爱可敬可亲的父亲，和老郭先生一样，都是永远地去了。

也许，这就是人生？

　　　　　　　　　　　　　　　　　（二）

那一年春节晚会之后不久，就到了五七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像入了曹营的徐庶，每天在各式各样的大会小会上就是一言不发。任凭党委书记系主任积极分子们如何亲切地百般动员他和别的同事们敞开胸怀给党提意见向党交心，他依然如故。可是，冲动豪爽，平素里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最看不惯不平事的老郭先生早就按捺不住了。阴谋也好，阳某也好，他全都不顾了。全校大会上第一次公开发言他就拍案而起，直指武工队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委书记是外行领导内行，学校的教学事务应该交给教授委员会来管理。这样天真的人的下场就不必说了。反右风暴骤然刮起，和全国几十万无辜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从此堕入了十八层地狱，饱受各种凌辱之后又被发配到了风沙蔽日的大西北劳改。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八年。

我至今难忘的是学校里的几十名师生右派分子被用绳子牵在一起，集体送往屠场的那一幅“雨中押解图”。那天一早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整整一天没停，天空中不时滚过的沉闷的炸雷声更让大礼堂里里外外的人群情绪激动，“打倒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的震天口号声在风雨交加中一阵高过一阵。全校师生们奉命在大礼堂门外站成了两排人墙，队伍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横穿整个校园，中间特地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我就钻在队伍尽头靠近校门处大人们的大腿缝隙中，等待大礼堂里的宣判大会结束。

终于，风雨中慢慢地走过来了那一长串一律灰黑衣衫的罪人们。雨水早已湿透了每一个右派分子的衣衫，他们几乎都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两旁人们的叫骂，推搡和踢打。走近了我才发现他们都带着手铐，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竭力地想在昨日的学生，同事和同学们面前用衣袖遮盖住那一付隐隐地闪现出金属寒光的东西。我踮起脚尖远远地望去，只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是例外。

我不用仔细看就知道那是老郭先生。他光着双脚，就那样在雨水中间吧嗒吧嗒地走了过来。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昂着头，目不斜视，任凭小溪似的雨水顺着白发和面颊朝下流淌。

等走近了我才发现他的漂亮的长髯早已被人剪得七零八落，左边的那个圆圆的眼镜片也破裂了。一身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笔挺整齐的灰色的中山装如今皱巴巴的，右胸前的口袋还被撕开了一个长长的大口子。快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不知怎地他竟会注意到了躲在大人们身后小小的我。看到了他的目光，我全身的神经陡地起了一阵颤栗。更令我吃惊地是，他居然微微俯下了身子，挤挤左眼，对我做了一个熟悉的鬼脸。除了我，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脸上转瞬即逝的复杂表情。可是他那种慷慨赴死的神态，从此深深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至今刻骨铭心。

原来，人还是可以有尊严的。

　　　　　　　　　　　　　　　　　（三）

　　我不知道老郭先生是如何挺过八年古拉格群岛的非人生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说，全校二十八名发配到边塞充军的右派教授和学生中，除了冻死，饿死，累死，病死，失踪和被虐待而死的人之外，最后能勉强活着回来的只有包括老郭先生在内的五个人。

六五年过年之前他终于又回到了学校里和父亲见了面。老郭先生如今瘦得皮包骨头，走起路来弯着腰，身子单薄得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刮倒。他的茂密的白发稀疏了，胡子早已变成了乱蓬蓬的野草。一张曾是那样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四方脸如今细长细长的，额头上的皱纹沟壑纵横，那里面不知道记录了多少苦难。没有改变的，只有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正是这一双深邃处似乎总有两朵小小的火花在燃烧的双眼，才让我又认出了他就是当年那样风流倜傥的老郭先生。我站在母亲身后，默默地看着他和父亲两个人相拥对泣，好半天竟无一语。最后老郭先生才红着眼睛对父亲说，“我能够活下来，全靠的是这不肯认命服输的一口气啊！”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又压低了声音说，从到了大西北戈壁深处，那风沙滚滚的可怕的劳改营的第一天起，他就对天发誓，不但自己一定要活着回来，而且要和毛泽东比一比，看谁活得更长久，能看到历史改写的那一天……

听见这话，父亲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感慨地说，“不管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一天，只要孩子们能够看到就行了。”

当时我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忍不住追问老郭先生是如何活下来的。他还是同过去那样狡猾地笑了笑，说他每天偷偷在腹内练气功努力健身。在地里干活时，只要看守不在附近，他一定像过去在学校里舞扎枪一样挥舞起铁锨锄头，再暗暗地在心里唱一大段“长板坡”或者“苏武牧羊”给自己鼓劲打气。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可怕的经历，”老郭先生小心地走到窗前，朝外面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又走回到父亲的面前说，“我们这些人八年来的经历和遭遇，不需要任何修饰和创作加工，只要认认真真地如实把它们记录下来，就一定会是惊天动地的大作品！”

看到母亲有些担心的样子，他赶紧补充道，“我当然不是说现在就写……想想看，我周围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教授，学者，编辑，青年学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眼间就消失了。有的人死了甚至连条破席都没有。和我一样像牲口般勉强苟活下来的人们，又个个被饥饿，苦役，风沙和世界上最无人性的看守们折磨得面目全非，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中国难得的人才啊！這是我们中華民族多大的损失！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对！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因为不写出来，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难友们……”

父亲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说道，“对，你一定要写出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为什么中国人就写不出来这样的大作品？我相信你能，肯定能，我们都等着你把它写出来！”

我一直缠着老郭先生非要问问他在劳改营里更多的经历。他先是苦笑着一再摇头，被我追问得急了，才卷起衬衣，把前胸后背坦露给我们看。我鼓足勇气瞄了一眼，只见那里从前到后，由上至下，全是暗红色的早已结了一层厚疤的伤痕。奇怪的是，那些伤痕看上去既不像鞭痕，又不像硬伤，似乎仍存有无数指甲抓破的痕迹。见到我们不解的神色，他慢慢地说，

“那戈壁滩里的蚊子比苍蝇还大，又多得可怕。每到黄昏，就一团一团地嗡嗡叫着出来觅食，当地人称之为“小咬”。不管是人是马还是骆驼，遇见它们比碰上狼群还要可怕。有一次我因为和劳改队里新来的一个队长顶撞了两句，就被剥去上衣绑到了猪圈旁的木桩上活活地喂‘小咬’……”

妈妈的眼泪早已流了下来。父亲的面色苍白，仍然不停地大口喝酒。老郭先生慢慢地穿上衬衣，再一次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夜空似乎在和我们说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样的伤痕留在了我的胸脯和脊背上，更刻在了我的心里……我等着，等着，总有那一天……”

带着几分酒意，父亲突然猛地一拳几乎把桌子砸烂，“这天理何在，天理何在啊！？”

我和妈妈都吓了一大跳，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这样发过火。老郭先生连忙转过身来，拍拍父亲的肩膀，除了摇头叹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怜的是，壮心不已的老郭先生和父亲他们等来的却是更加非人的时代。仅仅一年多之后，文革的大劫难就开始了。这一次，别说是作为摘帽右派待罪之身的老郭先生，就连一向小心谨慎的父亲也不能幸免了。

　　　　　　　　　　　　　　　　　（四）

日历又迅速地翻过了十几年。改革开放了，我也终于有了踏出国门读书的机会。这一去就是近十年才得以第一次返乡探亲。回到故乡，我惊喜地发现历尽沧桑，老郭先生居然还活着。他白发稀疏，重新蓄起了长髯，连酒量也还好，只是廉颇老矣，他再也舞不动那一根麻杆做成的银色扎枪了。

亲友们团聚的饭桌上，问及和我是同龄人的老郭先生的子女们，老人家却显得忧心忡忡地说道，“唉，不提也罢……”

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几杯酒喝下去，老人家的话匣子还是忍不住打开了。

“你出国这么些年，多亏了你还记得我家里的几个孩子们。”老郭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我家大姐和你曾是中学同学，大致的经历也相似。下乡好几年，好不容易盼到回城，却被分到了个街道小服装厂当学徒工。后来恢复高考她总算搭上末班车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当了中学老师，可是一来二去，早已错过了适婚年龄。这样的大事上她又绝不肯草率从事，所以高不攀低不就至今仍然独身和我们两老同住。她的事情，成了我和老伴永远的心痛。

“二姑娘呢，下乡回来后侥幸进了粮食局当了一名会计，对象也是同事。本来小日子也还过的不错。谁知道前几年忽然社会上兴起了当国际倒爷快速发财的风气。二女婿不甘落后，不听家人的劝阻，觉得自己是块做生意的料，非要到东欧去跑单帮做生意闯荡一番。没想到几个人弄了一大批布鞋，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运出了国，偏偏半路上就遇上了恶劣天气。布鞋全部受潮发霉变质，最后不得不廉价像废品似地处理掉了。这样一来他赔光了全部本钱不说，至今孤身一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那一带打散工，到处流浪四五年了还不敢回国来，因为借的本钱没办法还给人家……

“最难受的还是逢年过节二女婿偷偷打电话回来的时候，他和二女儿一家三口人在电话两头哭成一团，可是我们当父母的又能怎么办呢？我们这些苟活下来的右派分子虽然最终得到了改正，可那只是薄薄的一张纸而已。反右文革加起来，我被非法剥夺公职扣发工资近二十年，结果连一分钱也没有补发！文革中我们学校里被打倒的那些走资派却完全不同了。他们都补发了全部工资，许多人还官复原职，甚至继续升官发财，家里人鸡犬升天的事情就更多了……这都算什么理啊？想想看，我从大西北被放回来之后，一直靠在街头卖炒涼粉谋生。如今虽然退休了，也只有那可怜的一点退休金，我们老两口哪里有钱帮助女婿还清沉重的债务呢？”

大家听了都忍不住一阵叹息。在座的有好几个都是出过国的人，对国外的风霜雨雪，世态炎凉，那种有国难投，有家难回的凄凉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愿意让大家各自低头喝着闷酒，捋了捋长长的胡须，老人家又继续说了下去，

“老三最小躲过了下乡，可是反右文革中家里的那些个不幸遭遇加上社会上的影响让他荒废了学业，至今他也对读书没有任何兴趣，自然也谈不上干任何大事了。他后来好不容易才进了国营纺织厂当工人。没想到他進去沒多久工厂里就開始搞股份制改革，他们厂里的党委书和廠長先是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然后一夜之间就把国有资产变成了他们几个人的私产。這還不算最壞的。在变卖光厂里机器设备和固定资产之后，那幾個原來的厰領導乾脆把厰裏的地皮卖给了台湾來的地产商盖起了公寓，猛捞了一大笔钱后就一走了事，剩下的老三他们这些拖家带口的普通工人们可就遭罪了。这不，几天前他们厂里遗留下来的几百名工人和家属扶老携幼到市政府大门前静坐请愿要求解决生计问题。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老三和几个带头的工友还被公安局拘留，说他们聚众闹事，扰乱了社会和谐……

“被关了好几天，别的人都陆续放了出来，只有老三还蹲在那里受罪。我们千方百计托人去求情，那里的人说他的家庭背景特别复杂，不能放，要继续调查。这些年来都怪我耽误了几个孩子们的前途，谁知一直到了今天，还……”

老郭先生终于仰天长叹一声，说不下去了。席间一片沉寂。我隐隐看到父亲眼中闪烁的泪光。

席散之前，老人家微微晃动着满头银丝样稀落的白发，徐徐吟出一首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干校喂牛时写的一首旧诗送给我作纪念。可惜诗的全部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两句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五）

我回到美国后这些年来一直忙于學業和生计，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想起老郭先生和他的家人们。直到了今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我忽然梦见了老郭先生正在故乡的大院里舞扎枪。醒来之後，我忍不住立刻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问候他，才知道老人家两天前不幸刚刚过世。他们惊讶于我竟会在此时打电话回来问起老郭先生。痛惜之余，我说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以后每次过年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的满头白发，飘飘的长髯和那一杆上下翻飞的银枪来的。

　　挂上电话，我又想起来下次一定要记着问问家里的人，老郭先生计划已久的那部作品是否已经写了出来。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父親節前夕

修訂於   聼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