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陈凯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春节初一早晨7点不到，北京雍和宫门外等着进殿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一公里外的北新桥。五分钟后，万人涌入，香客们虔诚地在大殿前叩拜神佛，争烧新年头香。据官方统计，近年来雍和宫烧香的人数以每年一万左右增加，而初一一天，就有超过6万人前来敬香祈福。这初一、十五进庙烧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在上海，像静安，玉佛和龙华这些著名的寺庙为了满足蜂拥而至香客的需要，正月初一开门时间提前到午夜零点。这样，年夜饭之后，很多人不再是看春晚、放鞭炮，而是守在寒风里等着给菩萨烧香了。

在共产党革命了6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被阻绝多年的宗教文化又被中国民众自发地重新拾起，这现象本身除了说明共产洗脑政治的失败，强权对文化的控制越来越弱之外，更揭示了中国低层老百姓对社会、对现世的不满和失望；对家庭、对自身的未来无法把握的不安和恐慌。无独有偶，在那香烟绕梁的樑殿之下，人们很难看到中国各路政治权贵和各式精英身影。我以为，这不是他们“无神论”学习得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手段和实力去安排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求神拜佛罢了。

最近听说陈凯歌根据元杂剧版改拍了2011年的贺岁大片《赵氏孤儿》。我本能地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像陈凯歌这样的导演要花两年时间去讲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旧故事，他注重的一定不会是个人的经济效益。就像陈太太陈红说的那样：“我（们）不是纯粹的商人，我（们）认为拍一部好电影比拍一部高票房电影更重要。……，快速抢钱我们可以做到，一年拍一部影片的能力我们有，不过我们认为，拍好电影永远比拍赚钱的电影更重要。”（括号里面的“们”是我加的。）

那么《赵氏孤儿》究竟是一部怎么样的好片子呢？看了电影之后我就不停地问自己。想不到不少人和我一样，看了电影之后对陈凯歌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通过这个古老的忠义故事想向现代人说明什么？” 对此陈凯歌的回答是：“在《赵氏孤儿》中，复仇决不是目的，它讲的是爱恨之间的事。我相信这世界有爱，而且爱的力量比恨大。”他进一步告诉人们，通过这部电影他所要表达的是“让爱战胜仇恨”这样一个理念。

陈凯歌或许是有内在实力来宣扬他的这种理念的。在中国目前几个影响比较大的电影导演里面，陈凯歌是不多的几个让我觉得有点思想的文化人。至少他是有一定的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这是我从读他下面这段在他成为知名导演之前写的自传文章中的文字而得出的结论：

“无论什么样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新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文革结束后的30多年前，陈凯歌能够说出这么深刻的话，无疑让我刮目相看了一阵子。这么多年来，对于每一个有一点道德良知的中国人，比如陈凯歌来说，我们真的应该一直问自己：中国现在究竟是处于应该站起来说“我控诉”还是继续跪着说“我忏悔”的时代呢？

不错，陈凯歌是花了精力，编织一个赋予了某种现代意义的故事。电影里面的某些台词，或者说时髦的概念，如果从人类社会的一般现实，仅仅从字面上的意义去看，也不失鲜亮。比如：“把自己的敌人不当敌人，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开导赵武）“谁也不能信”；（让程婴多次重申，作为医生，尽管他有机会，但是绝）“不杀人”；在电影一开头陈凯歌还通过庄姬夫人的“托孤”，说了一通：“不许告诉孩子父母是谁，也不许告诉他仇人是谁。忘了报仇，就过老百姓的日子”。

我觉得，在电影里，陈凯歌让赵家这最后一个女人在自尽之前，在赵家满门被斩之后希望赵家唯一的一条生命以后就过“老百姓的日子”，起点非常高，立意也有点震撼，当然也就非常的煽情。我知道，要做到这点，除了需要当事人要有胸襟，要有气度；要有崇高的人格之外，对握有生杀大权的“国家机器”也应该要有相应的法纪约束，也就是说，在权贵和草民之间还必须要有对等的社会风范和行事规则、等等。可是，过去封建中国没有，今天专制中国更没有。

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里，对这个一党独裁政府，中国的平民百姓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是“跪下去忏悔”还是“站起来控诉”的责问。有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中国人都去安分守己地过老百姓的日子，中国社会既不可能去忏悔，也不可能去控诉！怎么，陈凯歌忘了自己当年的反省了吗？当陈凯歌煽情地怂恿古人就过“老百姓日子”的时候，今日中国平民百姓的日子其实是非常难过的。

从政治方面来讲，如宪法规定老百姓应该有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等等统统得不到实现。平民百姓不是今天被喝茶，就是明天被强拆，就是后天被介网。

从经济方面来讲，中国老百姓被“社会主义”，被“全民所有”了几十年，过去的主人一下子同财产没有了任何关系。倒是像王震的儿子王军所属的中信集团值7014亿元；江绵恒的网通1666亿元；朱燕来中银香港规划部1644亿元；胡海峰的威视838亿元；李小鹏的华能电力176亿元；连王震之孙，王军之子王京中的中科环保的市值都在7.7亿元。这改革开放了30年，国家的财产转眼成了权贵子弟的私家所有，除了垄断特权之外，我不认为这些高干子弟都有那样的赚钱本事。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在《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都是高干子弟》一文中指出，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还不包括境外）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总额达到20450亿元。无疑，在这过程中，失去最多的自然就是老百姓了。

就在陈凯歌带领剧组在北部几个省份宣传《赵氏孤儿》时，中国南方浙江乐清市蒲岐乡寨桥村一个数年不断为民请愿的民选村长钱云会被巨型工程车车轮碾压，身首异处，其死状之惨触目惊心。对这“交通事故”有目击证人提供谋杀证据；有记者提出“受害人脸部朝下，工程车正在逆行，车轮不偏不倚正好压碎脖子”不符合事故的一般特征。更为蹊跷的是，事故发生道路旁的摄像监视器恰恰在事故发生那时段出了故障坏掉了。之后，证人被封口，媒体被禁声；执法机关在当地党委指挥下匆匆结案。中国法律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就跟面团一样。2009年，北京公安、检察机关用了367天去侦查起诉刘晓波的案子，但是法院只用了15天就完成了从开庭到审判的全过程。司法机关抓人还是放人，从快还是从慢，从轻还是从重，老百姓只有在一边看的份。

2000年春节期间，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因为受贿、挪用巨额资金、泄密而即将被判处死刑。姬鹏飞用自杀来对抗法律。然而，姬胜德这个刑事未决犯经过“特批”就可以离开监禁场所去参加其父的葬礼。判刘晓波还拿法律做了样子，前不久关刘霞，什么手续都不要了。同权贵相比，中国老百姓太没有地位，太没有尊严了。像这样的“老百姓日子”谁愿意过？当今除了陈凯歌，还有谁会去“景仰“中国的“老百姓的日子”？

纪胜德被认定的许多罪行中还有一条是“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隐瞒本人和社会上、香港、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前不久新浪网站上有一条消息称：“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休）的儿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者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这条消息上网几分钟后就被封杀掉了。）

陈凯歌是通过与洪晃的婚姻取得了美国绿卡。和陈红结婚后，陈凯歌把绿卡的某些好处传递给了陈红，后来陈红就把陈凯歌的两个儿子生在了美国。这都可以理解，我们自己不也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选择移居海外了吗。可是我们同陈凯歌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回过头去鼓动中国人“就过老百姓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过的不是正常国家老百姓过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可以是正常的、充实的、有积极的意义事情，唯独在中国没有。退一步讲，陈凯歌可以在他的电影里编造所谓的“过老百姓日子”来煽情，如果他没有刻意地要去把自己孩子生在海外；如果他和许许多多中国官僚阶层一样要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国外，他就不应该蛊惑其他中国人留在中国做老百姓。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里难道就没有值得用电影去介绍、宣扬的故事了吗？事实是，当陈凯歌们都挤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想着怎么给“赵氏孤儿”穿“黄金甲”时，说明中国社会就已经出了问题。这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出于一贯统治老百姓愚民欺骗的政治需要；另外一方面，各行文化精英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理念和职业，无形中在充当社会麻醉师的角色。这60年来，共产党很成功地让中国老百姓对执政党下跪着，但是却又让人们心里感觉到一直是站着的！多年来，共产党编造了“北上抗日”、“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六四暴徒”等等一系列虚假的政治故事，陈凯歌们则用他们的摄影机从另外一个角度天真乐观地愚弄民众，比如奢谈“就过老百姓的日子”，“爱能够战胜恨”等等。这样，中国人里面就不断地出现这样情况：某人在国外赢了几场网球，就非得要披着中国国旗见记者心情才顺；一个并没有音乐涵养的钢琴匠，一面享受西方文明对他优厚的礼遇，一面迫不及待地要去向独裁专制政权献媚。

对照三十多年前那番针对自己在文革经历的批判和思考，我无法确定陈凯歌现在究竟愿意跪着忏悔还是站着控诉；还是既忏悔又控诉，还是既不忏悔又不控诉。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怎样去看他的这个贺岁大片：是当作一个一般的娱乐大众故事还是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忏悔或者控诉。一句话，我不知道陈凯歌通过这个电影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