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剩女茉莉（第二章，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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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把目光从大学和研究所转向勒脖工（General Labour），我才发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是一句充满智慧的话，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的加拿大，金字塔的底层永远生活着大多数实实在在的民众。

    我找的第一份工是在温室包装西红柿。在距离B城 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坐落着成片的商业化温室，冬天超市的货架上堆得老高的黄瓜，西红柿，青椒之类就来自这里。在这个巨大的暖房里，这几种以沙拉的方式充斥 着加拿大人肠胃的蔬菜，在营养液的滋润下，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地生长着。作为研究温室环境的博士生，对这里当然不陌生。那时，衣着整洁的自己，在那些工人的 目光注视下，出入经理室和调控室采集样品和数据，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

    第一天上班，我起了大早，摸黑坐上那辆破旧的老福特车。发现车上已经有三个搭车者了。他们的脸在晨光中模糊不清，对我的到来也没任何反应。开车的是一个满脸胡茬的小个子男人，把我们运到阳光温室之后，简单说了句“下午6点来接你们”便一溜烟把车开走了。听说他还要去其它温室接送工人。

    我被分配在流水线上，和其他女工一起，把传送带上的西红柿按尺寸大小分放在箱子里，箱子满了，再把整只箱子放上履带。一天下来，我腰酸背痛。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痛苦。我平生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同样的动作。小时候，曾经跟妈妈一起去她的工厂玩，看到妈妈在车床前，千百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当时还只有7、8岁的我就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不去做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去做老师，或者做科学家，妈妈说，傻丫头，妈妈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脑壳里是没有纹路的，只能做这些简单的事情。于是，我非常努力地读书，目的只有一个，过一种跟妈妈不同的生活。

    没想到，我读到了博士，又从中国来到了发达国家加拿大，仍然逃脱不了妈妈的命运。

我 不得不怀疑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他身上盖了一个戳，诸如“此人不可重用”，只不过我们浑然不知，还在徒劳地奋斗，以期改变命运。我咬牙切齿地诅 咒砖头王老五泰勒塞给我的那个上帝。跟他同办公室五年，他一直在跟我推销他的上帝。他一定知道他身上的戳是什么，所以才活得那么悠哉游哉。我突然冒出一个 想法：既然他跟上帝关系那么铁，何不找他开开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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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是我的师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来B大时的第一个住处就是他帮找的。在B市找房子很容易，由于经济不景气，满眼都是for rent的牌子，是买方市场。但找那个地方比较需要水平。那栋房子离B大只有两个街区，左边是家银行，右边走两分钟就是一个小型超市。由于一栋房子里住了7个像我这样的留学生，房租超便宜，更让人满意的是，房主竟然是个中国人，我每天可以在他们家搭一次伙，而且是中餐！找这样的房子，泰勒不是天才是什么？！

    来到B大的第一个学期，泰勒就带我去参加他的小组团契，查《圣经》。开始，我挺高兴的，小组里都是一些白人学生，操一口流利英语，而且对人都很友好，绅士，还经常聚餐，我的英语口语就是跟他们一起鬼混练出来的。

    不过，我最终还是没能接受他们的上帝做我的主。我没法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哪怕他是神也不行。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像我这样一没背景，二无才能的平庸之辈，找上帝做靠山也不错，既然自己老爸老妈靠不上，认个神通广大的干爸不失为明智之举。我给泰勒打了个电话，约他出来喝咖啡。

    星期天不用上班，我美美地睡了个大懒觉，把一个星期早起缺的觉都补了回来，然后稍稍拾掇了一下，就去赴约。下午两点，Tim Hortons里蛮冷清的，砖头王老五泰勒此刻就坐在我对面。我突然发现自己没能信神，跟泰勒不无干系。他看上去毫无灵气，除了正派，别无所长，一个博士学位读了六年还没毕业，跟他在一起，除了安全感，其它感觉一概全无。难怪有人说，坏男人是用来浪漫的，好男人是用来浪费的。

    “泰勒，你觉得信上帝真的可以蒙福吗？”

    “只要信，就能得着，只要叩门，就给开。”泰勒的回答四平八稳。

    “得着什么？这个‘得着’包不包括工作？”我急切地问。

    “well,比工作要重要得多。比如永生。”

“我倒不求永生，而且我知道那也不可能。我只想知道，上帝管不管找工作。”

    “茉莉，你还在为工作的事烦恼吗？这星期的团契，我让大家为你祷告吧。”

    “可我还没受洗，上帝会帮我吗？”

“会的，上帝爱他的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