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er86：西方哲学传统的颠覆者，德里达（1）

2010-9-11 08:26 PM| 发布者: 万达一号| 查看: 492| 评论: 0

摘要: <h1>西方哲学传统的颠覆者

西方哲学传统的颠覆者，思想体操的编舞德里达（1）

-- 读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没被允许死去是因为兀鹫可以继续美食他的肝。-- 引言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思想成熟的年代正在上个世纪中，当时西方新思想异常活跃，数学家哥德尔已经发表了他著名的不完全定律；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派已经基本形成，并站稳阵脚，传统的决定论受到冲击。同时，东方的哲学日益深入西方思想界，也是因为科学，知识和思想空前的活跃和发展，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受到挑战和批判。有人说过哲学是窗户，从这些窗户里科学了望世界。这句话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科学给哲学提供了了望世界的窗户。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里可以看出数学不完全定律和物理学不确定定律的踪迹。

“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这篇论文是德里达在196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与会者没想到，这个旨在学习、讨论、声张结构主义的会议却因为这篇演讲使得结构主义从此一蹶不振，同时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得到广泛的关注。这篇演讲是对形而上学的结构进行解构(de- construction)，对形而上学的中心进行去中心(de-center)。这篇演讲之重要，使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终于走出了法国本土，得到世界哲学界的关注。

一，在场的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最根本基础是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和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这些都是贬义词，它们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统称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强调存在就是“在场”（being as presence）；在场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使得缺席被遗忘，使得“在场”成为可能或者不可能的原因被遗忘。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到德里达本人之前，这种在场是西方哲学系统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在场就确定，“简单，正常，完整，纯洁，标准，自我一致”（LI236）。同时,不在场就不确定，有“派生性，复杂性，变质性，和偶然性” （LI236）。

因为“在场”的优越性，语言就优越于书写。从柏拉图开始，到卢梭，索绪尔，和列维施特劳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就体现在讲演/言语比写作/文本重要的思想上。在希腊文字里，逻各斯（logos）的意思是言语（speech）；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理性（逻辑性）的话语（reasoned discourse)。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髓是，理性思想的交流是通过理性的话语来实现的，真理只能通过理性的言语来表达和交流。

以上点名的思想家都认为说出的话是思想的符号，最接近思想，是传播思想的最纯洁的通道。而写出的文字是派生出来的，只是符号的符号，与思想的距离远了许多。
从逻辑上讲，如果言语能比文字更好地表达思想，不就等于思想和能指有自然关系吗？

索绪尔在他的一般语言学教义（CIGL)里指出，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语言和它所表达的意思——结合而成。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CIGL P.67)。拿“鹿”举个例子。用“鹿”这个能指来表示头上有角，四条腿的一类动物字，是任意的。在创造这个字前，你的确可以指“鹿”为“马”，就是用 “马”来表示有角，四条腿,“鹿”表示的那类动物。可是那时你没能指“鹿”为“马”，过了那个时候，鹿就是鹿，马是马了。已经约定俗成，你不可再指“鹿” 为“马”。从有些象声词看起来，能指和所指之间好像有关系。世界各个地方动物叫的声音都一样，可是不同的语言中象声词却不同。从这个事实来看，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自然关系。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如果不被言语表达出来的话，只是一团没有形状、不明确的东西。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同意不借助符号的帮助，我们是不能把两个思想明确地、不矛盾地分开的。没有语言，思想是模糊的、去向不明的星云。没有现成的想法，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明确的（CIGL P.111）。
就是说，语言不过是一个纯价值（语言值）体系（CIGL P.111）。思想在语言之前是一团迷雾，语言对于思想的作用也不是创造一个实在的语音、音（能指）方式来表达它，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和语音的链接（CIGL P.112）。这两个由语言链接的领域不但没有形状，模模糊糊，而且选择一个声音（能指）来命名一个抽象的想法也完全是任意的。

索绪尔一再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这就是说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自然关系。文字对思想的表达和言语对思想的表达应该是没有哪个优越于哪个的问题。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TT)曾举出个例子来示范这个思想。他说西方文明有些下沉的自觉，需要不断地从其它文明带回点类似古时候香料一类的东西来刺激士气。可是这些东西(比如照片，书籍，和旅行故事)都是伪造的，即使讲故事的人很诚实，也无法提供真实的材料。为什么？因为为了一个好故事，记忆都要经过整理选择。这个过程即便是诚实的作者也是难免的，不过是无意识地把真实的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概念取代（TT P.38）。就是说，因为思想要经过语言的加工才能表达出来，真实的经验，经历在加工后可能失掉。

其实，换换角度看，这个问题很容易看清楚。不管是说出来的能指和写出来的能指都是属于语言系统的范畴。而语言系统是由社会，只由社会，才能创造出来，个人是不能给语言系统确定任何价值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思想是有差距的，不同的人虽然选择相同的能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所指（思想），表达出来的思想和你脑袋里的思想是不会相同的。所以不管是文字或言语都不能准确地表达个人的思想。同时如果，按索绪尔的理论，没有语言之前，思想是模模糊糊的星云，所以就更谈不上准确不准确了。这就是为什么结构主义者（structuralists）认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在场来自两元对立的在场/缺席。根据索绪尔，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靠的词语组成的体系。体系里每个词语的价值是由另一些同时在场的词语产生的。语言值反映符号体系内，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与符号的外延有联系。语言值的重要性在于“差异性”。一个能指所具有的意谓（就是意思）不但在于它和某个所指的相连，也在于它在这个体系中不是其它的能指。比如，“真理”这个概念（一个能指），传统上是个绝对的概念，是由“不是谎言”（另一个能指“谎言”的负值）来定义的。这就是所谓的“差异性”。

在形而上学中，有很多是两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能指，关系是互补，很明确。比如：存在/无有，理性/感情，男性/女性，文化/自然，心灵/身体，正向/负向，善/恶，简单/复杂，纯洁/不纯洁，等等。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性，文化就不是自然。心灵不是身体，等等。这种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构成了所谓的语言表面下的结构，这些对子中，前面的优越于后面，前面都是在场，后面都是以“缺席”的形式出现。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形而上学“在场”的概念强调 1，话语和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就是假定符号内部的关系，和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唯一的，和稳定的；2，两元性的逻辑值（或称真值)：真和假。

但是，再拿“鹿”这个字来说，它的意谓不是因为它与头上有角，四条腿的那类动物有任何联系，而是它不是“马”，不是“牛”，不是“骗”，也不是“妈”。所以语言值永远是个负数。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能指和能指不一定就只是一对一的对子，一个能指可以用多个能指的负值来表示，甚至无数个。

因为在场比缺席优越，演讲比写作更可取，男性就高于女性（因为男性生殖器可以定义为在场，女性生殖器只能是不在），贵族就高于平民，欧洲文化就高于其他文化，等等。因为在场概念的存在，优越于缺席，所以社会体系（结构）中就出现了中心。中心保证在场的存在，保证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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