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男校看来就是不一样,你们真是大男子汉，居然没人掉眼泪。
还是你哥哥有先见之明，上中专可以分配工作就不用下乡了。
我们走的时候那个镜头可就惨了。一到车站就要大家排队，还有记者照相。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走的，10月28号，省和市都组织欢送，敲锣打鼓舞红旗，忙忙叨叨的。我只觉得心里发闷，难受，却没想到要哭。忙完了火车还没来，就让我们自由活动，还可以和送行的家长们在一起告别。这就坏事了。我们组的人大概是年龄最小的，5个15岁的小女孩。学校怕我们生活不能自理，派了一个高三的男生，一个高二的女生给我们当正副户长。我们组的一个小女孩最先忍不住，我们叫她WW，抱着妈妈流眼泪，却不敢哭出声来。没想到，眼泪会传染，其他几个小女孩也跟着哭了起来，我好像这才明白，原来心里难受是因为堵着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很快火车到了，汽笛一响，一片哗然，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眼泪就像开了闸的大水。反正汽笛声中什么也听不见，大家似乎就没了顾忌，哭声便在月台上车厢里连成一片。带队的工宣队可能觉得影响太坏，急得满头大汗，到处拉人喊口号。我们组的那个大女生还是比我们这些小毛孩懂事，立刻擦干眼泪掏出小红书响应，把头伸到车窗外大呼万岁。于是万岁声就和哭声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二）
我们那年有四个可选择的地方，淮北大平原，江南、皖西的两处大山和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带。普遍的感觉是，革命的人都选了淮北大平原，调皮的人选择山区去游山玩水，恋家的人则选择了丘陵地带，因为离家最近。
我属于恋家的。 我们去的那个县原本是几个县的边缘地带，属于贫穷落后的“三不管”地界。文革前刚刚划在一起，成了省会的直辖县。火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县城，眼泪还没擦干呢，就该转车了。
中转的时间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我们就出站跑到大街上玩，总共就那么一条大街，3分钟就走到了头。正不知道干什么呢，一个军人把我们拦住了，问我们是不是到农村插队的知青，让我们到县委大院集合。到那儿一看，嗬，一个不少，上百号人全让他们给抓住了，连一个都没抓错。
军代表一个劲儿地检讨，说他们工作没做好，事先没联系，不了解情况，突然看到这么一大群人出现在大街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组织欢迎，是个态度问题。正是中午，他们临时没办法筹措午饭，只好把食堂里的绿豆汤抬出来每人分了一碗。
又该上车了，军代表不敢大意，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顿时，又是红旗飞舞，锣鼓喧天。不过，这次没人掉眼泪了，齐刷刷地小红书，响亮的口号，又是一种场景，可以上宣传画的。
几个小时过去，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突然带队的人争吵起来，有人喊我们下车，有人说应该是下一站。我们糊糊涂涂不清楚，工宣队的江师傅急得跳了起来，‘快点下来，火车要开了’。我们这才跳下来。连站台都没有，就直接跳到路基上，旁边却站满了接站的农民。我们这才知道，带队的人不清楚，以为我们应该到下一站，不但我们的车票是这么买的，连所有的行李都托运到那边。他们看到公社派来迎接的人才知道，这个站离公社最近。如果坐到下一个站，要往回走多走几十里路！
可是，人下来了，车站却不许卸行李，火车哐哐当当远去。结果，我们步行去公社，接站的青壮小伙子扛着扁担拉着板车到下一站帮我们取行李。
走到公社，天已经黑了。还好，公社准备了晚饭。吃完饭，那些小伙子们也回来了。我们找到自己的行李，在公社大院打地铺凑合了一夜。女生住办公室，房子不够，有些男生就在走廊里打地铺。
第二天，生产队来人接我们，其中有好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后来他们说，队长也去扛行李，听公社干部指点说，谁谁谁分到他那里。一眼看到我们这几个小丫头，他鼻子都气歪了，连句话都没和我们说！
那些妇女也笑话我们不懂事，见人连打招呼都不会，她们以为我们一定会很热情，和她们握手寒暄，还专门练习怎么“抖手”。谁知道我们都是些没长熟的“丫头纽子”，只会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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