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头的话 在大批知青上山下乡的 岁月里，我也被卷入其中，到农村插队，一呆就是将近五年。当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选择，下去是不情愿的。在农村，尽管接触到不少城里没有的事物，增长了见 识，但由于平常是用原始的方式干农活，大部分时光都荒废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利用工余和农闲时间，尽可能干些想干的事，包括阅读各类书籍，畅谈读后感， 自修没学过的课程，以及玩乐器，学画画，打球，唱歌，下棋，打牌，“偷听敌台”，游山玩水等。说起这些，真是“各村都有许多高招儿”。到后来有招工招生的 机会时，不少人又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和 “特长”当作找出路的敲门砖。我也凭着在乐器上现买现卖那两下子，加上有好友舍己相助，终于离开了农村。总之，那几年的经历是很难忘的，对后来的生活也有 深远的影响。这里我想把插队生活中的一些片段真实地记述下来，愿和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分享，同时对自己也是一个交待。 不得已的决定 1968年，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已是一片萧条。军宣队和工宣队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复”起来。渐渐地，出路问题摆在大家的面前。开始 是有少数同学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他们中有人是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有人是想在艰苦的劳动中证明自己。对这些，我都能理解，也很佩服，尽管我自己不是那样想 的。 很快，上山下乡就成为大势所趋，上级的分配方案就是要绝大部分人下。我校六六届在68年夏秋之际走了两大批，一批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批是去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接着轮到我们六七届：当年十月，全市各中学陆续公布了第一批方案，是到山西插队。西城区的大部分学校是到雁北专区，我校是到其中的 山阴县，年底走。 当时表面上还是让大家报名。但在那种形势下，如果不想上山下乡，一般都得有点理由，比如本人有病，或是独生子女，或家里需要有人照顾等。我没有这些 理由，虽然并不愿意下，但考虑到没有别的出路，如果这批不走，听说下一批是去陕北插队 (后来果然是)，条件比山西还艰苦，离北京更远。当时学校也有很少参军和留在北京工作的名额，但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自知那些对我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犹豫，还是不得已报了名。全校共有二百多名同学报，大多数是六七届的。 报名后分组，一个组要去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分组的原则是自愿结合，因为同组的人将长期生活在一起，需要安定团结。由于我一直住校，选择了由同宿舍同学组成的一组，算我共八个人，老高二和我们老初二的各四名。 就在即将出发的前几天，毛的又一个最新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不必说，这对当时已经是大势所趋的上山下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校又有好几个同学加入了这批要走的行列。我们宿舍的一个高中同学，本来为 了躲避下乡，已经搬到北京的亲戚家住了 (他家也在外地)，听了广播，连夜赶回学校来报名。问他怎么改变主意了，他一脸无奈，只说了半句：“最新指示……”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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