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平庸的马骝也配谈JY？是的，不能免俗，虽然我是如此地浅薄只能复述别人的思想。
读读下面这段话：
“一帆提到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陈词滥调，却历久弥新，好似加尔布雷斯那本《1929》，每当人们要淡忘它时，一场危机又把它推回到畅销书榜单上。还有另一句话，王尔德所说，Most people are other people, their thougts are someone else's opinon, their lives a mimicy, their passions a quotation. 残酷而有力。
倘若这两句话综合起来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经验的俘虏。”
据说JY都是推崇独立思考不从属他人的，但JY更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去感染别人，影响别人。我自己比较懒，就喜欢去读别人的东西，甘愿做俘虏。当然做俘虏也是经过思考之后的，但由于没有原创，所以永远不是JY。
为不让JY们做无用功，我特地推荐这位写上面那段话的JY - 毫不掩饰称自己为JY的许知远和他的博客网站《思维的乐趣（mindmeters）》
http://www.mindmeters.com/blogind.asp?id=16
又：在闲地读到许先生的一篇短文，也一并转发在此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4949
许知远：塞林格与韩寒
五十年代美国的霍尔顿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韩寒——在自由的背后是精明的计算。
那真是一次充满了误解与荒诞的谈话。十年前，一位美国记者和我谈起《麦田守望者》(台港译《麦田捕手》），他意外的发现这本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小说仍出现在北京书店的排行榜上。他竭力引导我回忆起天安门事件，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这一事件，让我这一代人意识到生活充满了谎言与压抑，而满嘴脏话的霍尔顿击中了我们内心的反叛欲望。
《麦田守望者》与《在路上》、科特·柯本的音乐一样，是九十年代末中国青年的必读课本。与其说它们多么感动了我，不如说它们是一种义务与身份确认——你想证明自己的青春和与众不同吗？它们是最好的标签。
私下里，我甚至对这本书的价值心生怀疑。倘若自恋日益成为这个时代的宗教，再没人比塞林格更适宜于成为一代教宗。批评家们说，霍尔顿是哈克贝利·费恩以来最重要的少年形象。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的哈克贝利很少被自我困扰，他的纯真出自天性，而霍尔顿则充满了自我的困扰。他的焦虑不仅来自充满了虚伪和废话的成人世界，也来自于他对自身的过分敏感。他也没有宽阔的、神性的大河可供逃避，只能去幻想出一片麦田。
这当然是一种古老的冲动。人们总是幻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可能是昔日的黄金时代，也可能是海上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岛屿，还可能是未来的憧憬，或者是对童年、诗人、艺术家的崇拜——他们都代表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一个未经污染的世界。
但真的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吗？
对平等与集体温暖的向往，可能是充满奴役的「一九八四」，对于技术救赎的迷信将通往一个富足和乏味的「美丽的新世界」，而戈尔丁在《蝇王》中描述了一个残酷、杀戮与欺骗的「儿童世界」；在现代历史的很多时刻，艺术家与诗人都是权力与金钱的附庸；而「自我」曾经是对抗社会秩序的最后盾牌，但并不是说所有「自我」都是富有养料，在绝大部分时刻，「自我」既苍白又脆弱。
塞林格去世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在当天的《纽约时报》上，他的讣告与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的发言并列在一起。这当然不仅是对一位作家的纪念，它也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一个洋溢着实验与反叛精神的时代。那个时代西方世界的青年人，面对着一个日益被技术、组织、资本笼罩起来的社会，庸俗的理性与表层的稳定令人窒息。他们担心自己变成千篇一律的穿法兰绒西装的「组织人」，变成毫无生气的科层制度中的一员，一个巨大的利润机器的一个齿轮，一个无处不在的广告时代的愚蠢消费者……
塞林格的自我放逐、凯鲁亚克的放纵、马尔库塞的指控、性滥交与大麻、披头士的抒情诗，甚至毛泽东的游击战都变成了他们思想的武器。这种反叛既充满乐观与纯真，也经常幼稚和自恋，它留下了矛盾重重的遗产。它就像是一场漫长戏剧的高潮，在高潮到来的瞬间，衰落也由此开始。
在这一代过后，连「反叛」也成为了新的正统，它迅速被吸纳到消费主义之中。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衫，十美元一件；每一位自称反商业的乐队，都立刻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至于塞林格、凯鲁亚克，则早已成了世界范围的新经典。一种更无形的压抑也随之而来，甚至连反叛都失去了意义，它变成了一种安全的姿态、一种合法的自恋、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于是，五十年代美国的霍尔顿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韩寒，人人都为这位清醒、率性、多姿多采的青年喝采，但他却说自己「最恐惧的就是失败」——在自由的背后是精明的计算。
我担心自己也堕入了那位恼人的美国记者的窠臼，将文学与现实混为一谈，把小说简化成了社会文本。我也担心自己掉入了虚无的陷阱，认定所有表达都只是一种姿态（也包括我自己）。但这或许也正是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必须要重建「反叛」的意义与价值。
倘若塞林格要反抗的是日益组织化和荒诞的世界，今天要反抗的就是一个仍旧荒诞、但日益碎片化的世界——正是这种碎片化让行动与思想变得稀薄与速朽，正是这种碎片化让人感觉到孤独无依，渴望进入到集体的洪流……我们似乎身处两个悬崖之间——单薄的个体与盲动的庸众，但反抗和意义之路，只能艰难和孤独行走在这两者之间。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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