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寨主：归来闲话

以前每年回去（现在去中国美国都叫“回去”了）中国，都是最多不超过两个月，而且大多是开会讲课或者走亲访友，开会讲课被当客人招待，自然少不了公费吃喝旅游，腐败之余，心里总有些忐忑，但是想到没拿报酬，也就略为心安。走亲访友呢，当然有那些发了财的人买单（我有一个做中药生意的表弟，用我儿子的话来说是“Filthy rich"）或者是在体制下有一点报销权利的人买单。究竟没有在体制下生活，也就是不拿他们的工资，很多对体制下生活的约束就象听故事一般。这次在国内呆一个学期，教本科生一门课，给研究生讲了4次研究方法，并且参加了很多系里教师们的活动，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制下生活，也可以算是准体制下的生活了。

 

先说这次”签约教授“的由来。以前我说过，曾经有念头想全职回去，也正儿八经地和对方商谈了条件，但是整个过程填表的繁琐和行政干预的强度，使我在将要签约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为了给对方一点面子，也为了自己关键时刻改变主意的歉疚，答应签一个两年的合同，每年到该校工作三个月。每个月和美国工资比起来，当然不能项背，但是和国内同行比，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台阶（还没有想在这里晒工资啊，只是讲故事而已）。

 

既然拿别人的钱，就要干对等的活，所以除讲课之外，经常有额外的学术讲座要对付，一般都是有求必应。这样一来二去，竟蚕食掉很多时间，结果自己原来的写作计划十有6、7都泡汤了。当然，检讨自己，也和经不住腐败考验有很大关系。 系里的同事们都非常好，是一个不错的团队，这也要得益于团队的头儿--系主任。他们轮流请我和同事们到他们的家里喝茶，喝咖啡，吃文旦（一种浙江出的柚子）和点心，聊学校的事情。很开心，很温情，我也趁此机会大肆宣扬在”那边“（美国）我们学校的情况。例如，socializing （社交）是很重要的知识分享形式，往往比组织开会做报告更有效。我的Boss，已故的老院长，就十分懂得socializing的真缔，经常在他的办公室搞wine and cheese (酒和奶酪）聚会，教师们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加上酒精的作用（），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分享于是引出了一连串的在家里喝茶喝咖啡的活动。连在外面办公司很少在系里活动露面的一个教师兼老总也被吸引来，最后一次喝茶活动就是以他请客吃饭而结束。当然，这种机会很难得，花了时间并不后悔。

 

因为对体制不熟悉，经常会被它牵着鼻子走。比如，本来开始和学生讲好，做项目不搞期末考试，但是到了期中的时候，突然收到教学干事送来的考试时间地点安排，于是马上问头儿是怎么回事，原来学校每学期有一个死线，过了这个死线没有上报不搞期末考试的，一律得按部就班进行考试，这个死线还特别早。又是一个行政大过教师的例子。真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死管。得，这回又得弄考试，不过期末项目占70%，要求打印好带到考场，考试开卷，……总算弥补了一些。

 

多年的管制和官场化的学界，形成了一种定式思维，这种定式思维对目前大势鼓吹的”创新“是一个最大的羁绊。在这种定式思维下产生的种种豪情 --”2017年浙大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类，和大跃进、文革一路下来的思维基本没有前进。更可悲的是少有人对这中定式思维提出反思，甚至不知到我们是可以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盒子思考）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一次聚会上，头儿和另一个老师（都是教育部的专业学部委员）谈到前不久开过的专业教育会议。会上对本学科在教育部的招生目录上的名称进行了讨论，基本有两派，一派（多数派，专业内的重头学校都在内）主张维持原来的名称，另一派（少数派，新起并发展势头好的少壮派学校）则建议改成一个更能描述专业现在情形更概括的名字。多数派的顾虑是如果改成新的少数派提出的名称，可能会被降为二级学科，因为新名字和很多其它专业的二级学科名称相近。但是由于现有名字比较守旧而且不容易吸引考生，很多学校（包括北大在内）的本科招生面临窘境，虽然研究生的生源仍然看好。我听了他们的描述，忍不住插嘴，”难道教育部管专业级别的人不能去沟通吗？他们毕竟不是我们专业的，不了解什么样的名称最能表述专业本质，为什么专业学部委员的主席不能去和他们沟通呢？如果试都不去试一下，又怎么能肯定说改新名称一定会被降为二级学科呢？“ 二位少数派的中坚听了大受启发，我于是又趁机灌输了做事情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和人沟通的过程，那什么名言不是说，没有作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教育部的学科级别也是人制定的，不能因为是教育部定的，就没有商讨的余地。关键是要想得到如何去改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