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周成林---其言不善：年终废话

 

 

 

其言不善：年终废话
　　一

　 　我翻译的塔可夫斯基日记《时光中的时光》印了第二次。今天收到北京贝贝特周君邮来的样书。两年多以前该书出版，书中好几处遗漏，最严重的，是附录“论 《哈姆雷特》”少了上百字。不论编辑大意还是校排粗心，这都不是小错。我随后写了短短一篇勘误，但心中惴惴，生怕惹人不高兴：与同胞打交道，我这几年愈来 愈怕亦乏热情，尤其文化圈中人。还好没有问题。周君后来电邮提及，这个错误，害他重感冒一场。当然，第二次印刷，这些遗漏都已弥补。豆瓣上面，《时光中的 时光》俨然畅销书，想读的小资或非小资数以千计。这毕竟不是坏事，哪怕其中有人附庸风雅，亦总好过附庸低俗。另外，除了“一次性”收到税后一万来块稿费， 《时光中的时光》我再无进帐。书能出来已是好事，能有第二次印刷更是功德。身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学会知足而乐，更要学会不足亦乐。
　　除了 这桩好事，我两年前翻译完毕如期交稿的毛姆游记《客厅里的绅士》，总算就要面世。这本十万馀字的小书，上个星期总算设计好了封面（封面有马尔克斯的赞辞和 毛尖女士的推荐语，当然亦应该是称赞和推荐毛姆），据说即将付印，如果再无意外，这个月内应该拿得到样书。当然，还有剩下的几千块稿费。这本小书的稿费， 税后大概一万出头，出版社好心，上个月预付我六千块。如同《时光中的时光》，毛姆游记亦为每千字七十圆稿酬。这当然低得可怜，但我听闻还有千字六十、五十 甚至四十的“性价比”，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数学不好，但亦算了算帐，翻译这样两本书（其难度，我在译者前言或后记之中均有提及），大多时间开足马 力，前前后后，每本起码需时一年，也就是说，稿费分摊下来，月薪只有一千来块，接近中国无论一线还是二线大城市普通餐馆打工仔的收入（餐馆尚包吃包住）。
　 　最后一桩亦算好事。我正紧锣密鼓翻译唐纳德•里奇的《日本日记》，上卷初译正好过半；上卷译完，估计将近十五万字。这本书同样不好对付，否则出版社不会 给出相对高些的稿酬。好在我现在根本找不到得体工作，我乐得几乎天天开足马力（从今年七月迄今，中国没有一家稍为像样的出版社、报刊或网站，无论我是否请 托，正面回应我的应聘。无人理睬，我现已放弃应聘。我亦不是不清楚，即使混得一碗饭吃，这碗饭亦未必可口。关于此事，我后面会有详述）。亦好在日本和法国 尚有从未谋面的朋友随时帮忙，解决相关语言与文化难题。我亦同样算了一笔帐，《日本日记》上卷，以一年时间译完交稿，等书出版，税后稿酬将近一万五千圆， 平均下来，月薪还是不会超过两千。我当然不敢说我是中国最好的文学翻译，但我起码敢说，我是上好的文学翻译。我亦敢说我的文字无论翻译还是写作亦属上佳。 而这样的人，有认真态度、敏锐触觉和敬业精神（远远不止写作和翻译，亦包括编辑），竟然处处被拒，找不到得体工作，我现在已无悲剧感，反而很有喜剧感。

　　二

　　境遇特别，加以濒临绝境，令我今年六月底上网求助（只限于本人海外博客，相关记录我已封存）。事后回想，就谋生而言，这 番举动虽无任何实质进展，但亦让我彻底看清现状之无可救药。有心帮你的不多几个同道，多为无权无势，或是深明中国现状，早已设法躲得远远（此语并无挖苦涵 义）。就算还有人没躲开，文化亦为中国最不堪的行业之一，有点话事权或影响力、良心善心尚存的少数人，自身亦未必好过，哪有精力财力再背你这个包袱。然而，这亦是最为可悲之处。当文化人不再有人溺己溺的情怀，当同类都不能解救同类，更不要说为了同类奔走疾呼，这个国家的文化，至少在我眼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俄 国十月革命后，知识阶层同样处境危艰，连温饱性命都成问题。但他们有高尔基，利用他跟列宁的关系，在他办的报纸上面公开文化人的窘境，为作家在昔日繁华的 涅夫斯基大街设立避难所，创立世界文学出版社，雇用数百名作家、记者、学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编辑，而这些人，如果不是高尔基搭救，只有自生自 灭，后人可能再亦读不到扎米亚京、古米廖夫、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布洛克和左琴科这些人的作品。我对高尔基（起码这一时期的高尔基）满怀敬意。
　 　中国没有高尔基。六月自救之前几天，因为一位异地挚友热心建议，说是韩寒正在筹办一份杂志，办刊方针让人耳目一新，不仅需要编辑，而且给出中国最高稿 酬，旨在让真有才华的作者得到应有回报。“他是八零后，也算较有头脑的，而你是六零后，你们都没上过大学，都不屑中国的教育制度，若有机会合作，未必就撞 不出火花，再不行，他给的稿费那么高，你要是能在他的杂志经常发表文章，不也多了很多收入。”—因为这些，我去韩寒博客看了看，我之前从未读过此君文字， 也没有兴趣关心这类消息，对他的文学才能更是不敢苟评，但他那篇征稿信连带招聘启事，的确有些实质内容，譬如他说，要把这本杂志办成青年知识分子读物，他 亦提及中国稿酬这么低，非畅销作家根本不能存活。他的博客文字有些粗糙有些夸张甚至狂躁，但时代如此，你总不能苛求所有真想做点事情的人。犹豫再三，我觉 得不妨一试，选了两篇文章，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短信，发到相关邮箱。没有回音。韩寒的杂志似乎至今亦未登场。我倒不是责怪别人不理不睬。不过，这是有 生以来，我以作者身份写给另一位作者的第一封可能也是最后一封应聘信。我本来就不抱希望，但你毫不尝试，又怎么知道究竟如何。　
　　所以，六月自 救之后，广州一位好几年没有见面的老友，建议我向止庵先生求助，我至今没有“下手”。仅以文字而言，比起韩寒，止庵当然是另一风格的文化人，沉稳，含蓄， 低调。我在网上查过止庵“下落”，亦顺带托人探听，得知他已辞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一职。以我观感，止庵长我大概一轮，深明世事，绝非趋炎附势翻云覆雨的 炒作高手。中国的文化界这么没有希望，不是一个两个有卓识的高人就能扭转乾坤，他若有心相助，又能想出多好办法？再一个原因，前两年，《老照片》主编冯克 力先生，亦曾通过中间人韩君引荐，主动提出帮忙，想把我介绍给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刘瑞琳，但是，冯先生后来大概另有想法，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冯先生是中国出 版界有眼光的出版人，他的想法我不好评论，他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结果令人非常沮丧。或许，冯先生后来改变想法并非不是好心，他最清楚这个行业的现状， 可以肯定，这碗饭并不可口。但是，亦正是如此现状，令人感觉远远不止沮丧二字，当然这个沮丧，不是针对好心助你的某一个人，当局内人都在暗示事不可为，你 只看到绝望二字。

　　三

　　没有奇迹，亦无救世主。其馀只能倍增本人的喜剧感。而这一喜剧感，同样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 对自己，针对这个“盛世”。关键时刻，主动伸出各类援手亮出自己身份的寥寥数人（不会超过八位），哪怕一声问讯随即潜入水底，或是电话中一句“我们是同 类”令我永生难忘，都是素未谋面或久无音信交往不深的异地朋友。无论他们有没有真正帮到忙，这些我怎么可以忘记，但是现在提及详情为时尚早。我只想说起我 见过几面的北京某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在网上与我留言，主动提出帮忙，一开始似乎不大相信：“你这么牛，不可能吧？”不论我是真牛还是假牛，这样的话，我 这几年常常听到。说这话的人其实没有恶意，他们只是不太相信，我在这个相对开明的“盛世”竟然找不到相对适合的工作。好几年前，《新京报》文化娱乐版副总 编张栋（现已辞职），亦即从前新青年网站的电影版主pencil，小我两三岁，亦曾满腔热情推荐我去《新京报》做读书编辑。他大概觉得老周出马十拿九稳， 但是他错了，报社副主编嫌三十多岁的人老矣，不适合。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接踵而来的喜剧，不妨列个简表：请人疏通应聘《南方周末》网站一个 英文小编辑毫无音信（我好多年不读这份报纸，不过最近，倒是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起该报某位编辑的职业操守，令我叹服。我亦相信，这份报纸，早已不是十 多年前的那份）；请人疏通应聘网易博客频道一个小编辑毫无正面回应（不过，对方请我到网易开个博客，我亦多谢并且从命）；自告奋勇应聘网易历史频道编辑毫 无回音（因为我看到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为人正直，我亦依照要求列出自己读过的中外历史书）；自告奋勇应聘《出版商务周报》编辑毫无回音；自告奋勇应聘北京 世界图书公司一个小编辑毫无结果（总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人要在北京才行，还说要坐班，这大概就是拒绝理由）；自告奋勇应聘海归创办的《译言网》英文编 辑毫无结果（收到人事某某一篇官样回复：你的资料已经存档，若有空缺，我们会第一时间考虑你，云云）；自告奋勇应聘……考虑再三没有“下手”的，还有刚刚 换帅的《财经》杂志和北京贝贝特。说实话，除非谋生所需，这些媒体我从来不看，当代中文书我现在基本不读，仿佛绝经妇女，当代中文书根本激不起我的性欲。 我就像奈保尔某篇文中一位困居第三世界的男子，他不看那个该死国家的电视，不读报纸，不听广播，无奈之中活在另一个空间与时间。这当然不幸，当然不够健康 正面，但总好过成天对着末世狂欢是非颠倒，我天天出门难道没有看够听够？　
　　缘木求鱼：这是我的定论。即使求得一条木鱼（亦只能是木鱼），那又如何？且不论整个世界的精神水准不比从前，以我成人之后二十多年的观察和体会，这个国家的诸多体制和局限，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在未来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亦注定不可能再有什么举世瞩目的文艺复兴，顶多一众流水线出产的高科技文化小资，或者，连文化小资都算不上的文化票友，吃饱喝足，心思飘忽，在那里自娱自乐，愈玩愈堕落。我 不怕这句话说得武断说得狠毒（这跟个人际遇无关），你只要看看那些出书快过写书的二流或三流人物，登堂入室，受人供奉，你只要听听那些自认卓识的常识，有 的连常识都算不上，你大致就可知道，这个民族还能玩些什么花样。的确，没有最起码的物质保障，自由和独立无从谈起，但是当代特色的混沌社会，尤其中国，悲 哀在于，最起码的物质保障，更不要说跟党国发生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往往亦严重影响个人自由和内心独立，而我所谓的自由和独立，不是自由享乐和独立别墅， 而是专就传统意义的文化精英而言，在这个表面崇尚人人平等，实则依然扼杀个人的暴民时代，当然不合时宜。所以，我会有缘木求鱼的定论。大概一个月前，我偶然读到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去世的消息，大师前两年接受电视采访，他说这个世界，他将要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我深有同感。不爱而又缘木求鱼，那是多么悲哀。不爱却能坚守自由和独立，那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四

　 　既然废话，亦该收场了。拿破仑论自己从莫斯科败走，讲过一句话： “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崇高一词，用于伟人或圣人较为恰当，本人不敢高攀，只是觉得，仅就自身而言，从喜剧到滑稽，亦不过一步之差。当然，这个自信 我还有，以上喜剧，不乏悲剧因子，如我认同的罗素那番话：“要写悲剧，一个人必须感受悲剧。要感受悲剧，一个人必须对他生活的世间有所认知，不仅用心，而 且用他的血肉（to write tragedy, a man must feel tragedy. To feel tragedy, a man must be aware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not only with his mind, but with his blood and sinews）。”所以，本人勉力演到这一阶段，尚不至于沦为滑稽。然而，这出富含悲剧因子的喜剧，实则愈来愈无悬念，同一桥段反复多次（托人疏通应聘， 自告奋勇应聘），我自己亦觉相当无趣，若再重复，屡败屡战，固然勇气可嘉，甚或可歌可泣，但亦徒增烦恼，无异跨出从喜剧到滑稽的一步之差。它亦很像一场足 球赛，不论什么原因（黑哨？假波？上帝之手？客场气氛恶劣？），开场数分钟，胜负就已分明，局势难以逆转，馀下，不过垃圾时间。
　　前两年，我难 得钟意一出中国电影《立春》，主人公王彩铃满嘴龅牙一脸豆豆，喜唱威尔弟和普契尼，是个住在内蒙古偏远小城心高气傲打扮老土的文艺女青年，成天做着白日 梦，见人就爱夸耀：中央歌剧院就要调她入京。我可不想做王彩铃，哪怕做她的高级山寨版。垃圾时间还有那么长，我亦不希罕什么体育精神，我宁愿退场，不再自 讨没趣无谓奔忙，而我之前讲过，我亦未必热衷这样的比赛，真的不值得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就像我一位挚友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饿不死人的。”因为，生命 又短又无意义，宝贵精力，再不能消耗于更无意义的垃圾时间。身为独立作家，在我看来，人的生命，如果还有一 点意义，那就是，你总得尽可能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为浮华，不为虚荣；在更高境界上，你既要敢于自嘲嘲人，但亦必须有所坚守，不能放弃，真正对自己负 责，这才是真正的竞赛精神，这亦正是为什么，我开篇会说：身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学会知足而乐，更要学会不足亦乐。
　　前年这 段时间，我写过一篇两万来字的散文“考工记”，详述高中毕业之后，身为无权无势家境异常的平民子弟，自己如何从街道工厂临时工做起，最后考进省级国宾馆当 了一名客房服务员。其实，那篇“考工记”，乃是有感于现状而写，因为我这篇“废话”所述喜剧时已揭幕，尽管剧情尚未纵深铺展，但我前面提到的同一桥段，亦 即托人疏通或毛遂自荐统统没有结果，已然令我暗自吃惊预感不详。“考工记”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我写得还算满意。小我一轮的戴新伟老弟看到，主动推荐 给广州的林贤治先生。林先生我不认识，小戴后来告诉我，林先生觉得，这样的文字怕是没有机会发表，大概，他指的是文中不满现实的诸多言论（林先生的政见， 跟我的应该没有分歧，但是他的考量，若是出自编辑角度现实因素，当然有其理由，我亦不无理解）。有趣的是，深圳的梁由之老兄上月与我电话，重又提起“考工 记”。梁兄想把这篇长文，连同先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欣逢反右的一些笔记，推荐给《读库》的张立宪先生。能不能发表尚不知晓，但是梁兄的好意我非常 感谢。我不迷信，然而年终了不能都讲坏事。说实话，“考工记”之后，我一直想写一篇“盛世考工记”，左思右想都难落笔，一是担心言语不慎，令“硕果尚存” 的几位同道心生误会；二是这出喜剧虽然愈加无趣，始终还欠一个结局，哪怕它是anticlimax。

　　写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至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