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电影的分类，好莱坞多年来形成了严格的行业标准，因为每个级别的观众群落理解力、承受力不一样，作为文化桥头堡的好莱坞有义务尽到起码的道义责任。这个主动限制观众规模的道德准绳，免不了时常与票房最大化的商业目标相抵触。所以近来的趋势是，如果要打造三亿以上的票房，首先该电影最好是Sequel续集，亦即尽可能借前一部辉煌成就的东风，比如《史莱克怪物 2》，《加勒比海盗 2》等等；其次就是打擦边球，在部分镜头满足成人需求的同时，尽量获准MPAA电影协会的G普通级或者PG家长指导级。若一旦不幸被裁定为R限制级，有责任感的家长则不会轻易让孩子去电影院受到腐蚀，潜在的观众人数就会大打折扣。即便是专门锁定青少年的《哈里波特 4》，由于阴暗镜头过多，不幸被量刑为PG-13十三岁以上指导级，而不是继承前三部的PG级，因而最终被迪斯尼的新兴系列《纳尼亚传奇 1》打败，并且在三个亿的门槛面前功亏一篑。 在我启蒙的时候，电影的种类要简单得多。那时主要分为黑白片和彩色片----与我儿子目前动画片、真人片的二元分类体系大同小异，让人一目了然----当然后来层出不穷的彩色故事片，彩色遮幅式战斗故事片，彩色宽银幕进口警匪枪战艳情片等等等等，都只是一些技术上的衍生变种。几年前去世的外婆，一辈子把电影分为戏曲片和故事片，由此可以看出她对古装戏的钟爱一生；如果亚里士多德转世的话，我估计他仍旧把电影划分为悲剧片和喜剧片；而我自己三十多年看过的电影，则基本分为排队片和招待片两大类，也就是“掏钱买票看”和“不看白不看”的两大流派。 1
最早看电影的经历，根据外婆的回忆，是在我两岁到五岁之间，主要是观看革命样板戏改编的电影和朝鲜进口片。承蒙党的雨露滋润，那些影片大致归属于免费片的范畴，与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遥相呼应。由于成分被划到人民的对立面，有被批斗的前科，所以外婆在当地小镇做事谨小慎微，生怕再错上加错。碰到周末晚上全镇放坝坝电影的时候----就是扯一块银幕在灯光球场放35毫米黑白片那种----外婆总是等正片开演之后，再搭个小板凳悄悄在银幕的背面坐下，因为那里相对观众较少，一般人除非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去看左右反过来的人影子。外婆尽量避人耳目，选择从背后看电影的角度，也部分养成我从小逆向看待事物的不良习惯。有一次放进口朝鲜大片《看不见的战线》，万人空巷，等外婆在银幕后面找到一个空位时，影片已进行了一刻钟。那个晚上，外婆回忆道，她刚抱着我坐稳当，我就指着银幕大声说“那个灰衣服就是坏家伙”，外婆吓得倒抽一口冷气，担心我没有分清敌我，弄不好她又将被扣以教唆儿童反动思想的罪名。结果整个一晚上提心吊胆，直到灰衣服果真被活捉了，她才松一口气。同时泄气的也包括周围几个镇党委的革命群众，他们潜伏了一晚上在外婆身边，最终却没有收集到地富反坏右企图变天的铁证。
上小学的时候，我回到在另一个县城的父母身边。母亲当时在一家餐厅打工，七十年代的餐馆普遍是国营企业，但那家规模最大，在当地几乎等同于新锦江在上海滩的势力影响。餐馆隔壁正好新修了一家电影院，在全城的霸主地位也约等于上海的大光明。可能因为基建预算没搞好，与餐馆相隔的围墙修到还剩一个缺口时，突然没砖了，工匠只好临时加补了一面木制门。这扇门后来就成为大光明和新锦江联谊的象征，共创了一段类似中越边境“友谊关”的人间佳话。每逢餐厅新买一批鲜活鸭子，隔壁放电影的、卖票的、检票的就闻讯鱼贯而来，捷足先登，要知道那时购买一只卤鸭子的难度系数，相当于九十年代预定一桌满汉全席；同时，每每大光明放映当年的票房冠军，比如《侦察兵》《闪闪的红星》《节振国》等等，新锦江的大厨、跑堂、收银员一干人马也可以充分把握近水楼台的先机。如果正逢暑假，父母们都在上班，我们一帮小孩甚至享受免票，直接从友谊关进入放映大厅。这样的时间持续了三、四年，我看过无数次《卖花姑娘》《火车司机的儿子》《海霞》等等英雄成长的故事。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理发师吉米被捕，以及真假瓦尔特格斗的场面，让我每看一遍手掌心都要冒一次汗。后来在初中政治老师的循循诱导下，我终于认识到那段时光，其实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为有机的结合，小县城里的新锦江和大光明就是我亲历的和谐社会的最佳楷模。 我上初中时，父亲被借调到一家文艺团体，我们全家就跟随迁移到一座省辖市。那家剧团的宗旨本来是专门排演地方戏，但是时逢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人心不古，地方戏缺乏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所以一年到头诺大的剧场都空空荡荡。后来团长大胆解放思想，争取到电影放映权，于是正式开创了我不看白不看电影的漫长历史。当时我们住在筒子楼，从我家的厨房到剧场检票口，不到一百五十米的直线距离，一般我可以听到《祖国新貌》或者《如何防止水稻病虫害》音乐的结束，再从容不迫撂下筷子跨入剧场看正片。那时候正处于青春萌发的早期，《大蓬车》《人世间》等等是我最喜欢的进口片，不仅有大量载歌载舞的美女，还有促进智力开发的极端复杂的故事情节。而日本的《人证》、《追捕》和《望乡》，以及欧美片《恶梦》《苔丝》（才发现也是罗曼波兰斯基导演），都让我自觉自发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人吃人的邪恶本质。国产伤痕片《牧马人》《张铁匠的罗曼史》《小街》等PG-13类型，当时虽然不能完全吃透男女主角的纠葛，我也都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但是最让我难忘的是《虎口脱险》，可以说是两名巨搞笑的法国兵，对对眼的德国炮兵，还有那位美丽的木偶剧女郎，帮助我从中考失利的阴影中一步步走出。 2 当母亲调到市文化局工作时，我已经开始高中生涯，我们家也搬离了地方剧团的筒子楼。但是白看电影的历史尚未结束----作为文化局职工的福利，每当一部新片面世，母亲都可以领到两张电影观摩票。只不过我再没有和剧场尺咫之隔的便利，再也无法免票入场，并且永远失去了无限端详丽达、无限倾听拉兹之歌的待遇。那时按照班主任老太太的要求，全班同学已经开始写日记，每周星期一连同其他作业一起上交。用心良苦的班主任既借用日记来强迫我们锻炼写作能力，也利用日记来考察全班的思想动态。因为多看电影的缘故，我每个星期天不用发愁无事可记，常常是几个短小的故事梗概就应付交差；同时也避免了在日记中过多暴露自己的青春期情绪，比如对班上某个女生的看法等等，这样保证了我的期末品德鉴定，基本上在又红又专之间徘徊。陈凯歌的《黄土地》，还有几部非常具有人性魅力的电影，例如《十字小溪》《两个人的车站》，都出现在每周的流水记事中，也是这些电影深刻影响了我日后的择片风格。搞笑的电影如《运虎记》，恐怖的香港片《画皮》，以及最早的武侠片《白发魔女》，都是那个时期的杰出代表。另外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在看了《女大学生宿舍》后，我内心深处产生无比的憧憬，但我不敢直接表露是女一号罗燕的缘由，只是在日记中委婉表达了报考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的愿望，不料也得到老太太在批语中的首肯。当然最终的自愿填报去了上海，又是青春的无常变幻使然。 上大学远离了父母，也开始了我节省饭票换电影票的新长征里程。我就读的学校经常邀请一些上海电影厂、译制厂的名人搞交流活动，再加上朦胧诗、理想主义、寻根热、长江漂流队、弗洛伊德、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流毒的冲击，那个时期我没能牢固掌握应有的书本知识，却从五花八门的电影中感知到外面的精彩世界。张艺谋的《红高梁》《老井》帮助我们找回了原始的冲动，刘晓庆的《无情的情人》在学校首映时，图书馆破例提前熄灯，因为自修的学生早已跑得人去楼空。而《罗马假日》里面的奥黛丽赫本，成为我整个大学时代的梦中情人----毕业后才感觉后怕，当时全校80％的男生都是我的情敌----她那一双光芒万丈的大眼睛，一度成为我寻觅未来女友的参照系，这与格里高利派克当选女生们的首席意中人，是源自同一条公理的N条推理。当时我知道上海还有两个影迷聚集地，一家是四川北路的文艺电影院，另一家淮海路的宽屏幕录像厅，名字搞忘了。四川北路的实行公开售票，《印度之行》《看不见风景的房间》等奥斯卡经典就是在那里首次触电；淮海路的经常到学校贴广告、卖套票，《猎鹿人》《了不起的盖茨比》《走出非洲》《泉水玛侬》等等，虽然没有正式电影拷贝，却也通过投影录像的形式渗入我的视野。比较例外的是叶童主演的《飞越黄昏》，在众多非主流影片中留下至深印象，并让我在《英雄本色》之外，有幸认识到香港电影理性严肃的一面。 再次回到四川已是九十年代，虽然与家乡熟悉的肥肠粉、夫妻肺片朝夕相处，我却明显感受到内地与沿海的文化落差。由于缺少官办的文艺影院，也因为盗版工业的发育壮大，民间百姓多数时候依靠地下录像，来满足对阳春白雪的渴望。当时川大侧门的文化路有几家高档前卫的录像厅，斯皮尔博格《侏罗纪公园》、吕克贝松《这个杀手不太冷》、沙伦斯通《本能》等商业经典，就是与一帮研究生在烟雾酒气中共同研习的。在进口好莱坞和港片的夹击下，那个时期的国产片只能用土崩瓦解、惨不忍睹来描述，有好几次陪女友去电影院扶贫，几乎伸出双手就可以数完全场的观众人数。期间唯一记得的亮点是姜文初出茅庐执导，夏雨宁静主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汤姆汉克斯的《阿甘正传》给了我人生第二次启蒙，我发现电影不仅可以左右反过来看，故事也可以正反颠倒来写，并且别开生面地给历史套上更诚实的外衣。与此同时，《西雅图无眠夜》的梅格瑞恩开始取代了我以往的玉女偶像，她那一往无前的自立精神和轻度神经的思维习惯，集中了我所欣赏的新时代女子的性格要素。 3 漂洋过海的最初两年，老婆在一家录像租赁店打工。和善的韩国老板娘网开一面----当天顾客没有借走的带子，我们可以拿回家连夜审片，只要在第二天中午之前还回店里，不影响货流和生意就行。这又延续了我不看白不看的历史，唯一区别在于上届留学生遗弃那个破电视，远远不及电影院的高保真音响效果，但那并不防碍我对小制作独立影片的青睐。也就是那个时期，我接触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深深叹服他独到的切入东方文化的视角，以及他蓄势待发的驾驭能力和大家风范。 这样的好景持续不久，我就转学到另一座小城，再次与免费电影失之交臂。因为留学生经济的拮据，花八块钱买电影票的壮举，只描绘在许多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中。我运气相对较好之处，是很快发现市中心一家电影院，在每个周二晚上提供两块钱的特价大酬宾----远远低于50％的行业惯例----不仅与市面上的新片同步，而且凭电影票存根在地下车库免费泊车。于是每周礼拜二的晚上，逐步演化成我与另外几位留学生的真正周末。从九六冬开始的几个年头，是电影营养全盘西化的过程，我彻底吃惯了好莱坞口味的配方鼠药，甚至一度修行到了炼丹专家的火候。记得看完《英国病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美国美人》《角斗士》几部片子，我就与人家打赌，预言这几部要么问鼎最佳影片，要么入选最佳导演，而翌年的颁奖果然应验了我的点炮手气。只有对《泰坦尼克》不以为然，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是纯商业制作在奥斯卡的登峰恶极，也是奥奖评委贴在自己脸上的羞辱。而我非常看好的另一部《木棉花》(Magnolia，1999年)， 甚至没有挤入当年小金人的候选名单。看过2005年获奖片《撞车》（Crash）的同学，如果退场时还自恃气若游丝的话，建议回家再放一遍《木棉花》，同时手里攥紧电话准备随时拨打911急救----那部片子我本人从心率不齐，一直看到呼吸窒息，尤其胖警察与吸毒女初次遭遇那一场戏。最后不得不承认，在最为钟情好莱坞的这个阶段，我的艺术鉴赏能力也圆满成熟，具体的表现是，在《勇敢的心》里面小露峥嵘的苏菲玛索，再次重新改写了我的审美理念，即便有她后来在007片中的俗气表现，也不能否认那段完全属于她的心路历程。 毕业以后一个偶然机会，我谋职到一家电影公司做过一阵子的市场发行。这个人生转折的好处之一，是让我又开始领取免费的观摩电影票----其实两张也不过十几刀的货币价值，自己还得倒贴一半的爆米花税；不过更大的坏处之一，则是让我把好莱坞的垃圾桶由里到外抄了个底朝天。一般忠实影迷对好莱坞的印象，总习惯停留在那几十部不朽经典的层面，也就是‘美伦美奂’四个字；而一旦混入局内人的阵地，才发现光环下面掩盖的虚弱本质。打个比方说，所谓叫好又叫座影片所占的比例，大概占好莱坞大片厂库存总数的10％左右，这也是不费嘴皮，就可以等客户自动送钱提货那一部分；还有20％的片源，则需要给客户做相当的思想工作；而剩余的70％，就是那破铜烂铁的、哭天喊地恨不能赔钱嫁女、泼水出门的等外品。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是小字辈导演磨牙炼刀的必须，然而更多的简直就是扼杀地球人生命的药渣。几位网友提到的欧洲片《Downfall》不能进入主流院线，几乎是勿容置疑的问题。普通美国观众在好莱坞长年累月的调教下，已经丧失了独立的鉴别能力，这与2004年超过50％的选民推举布什二进宫的弱智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贸然上一档外来文化的非搞笑影片，无异于给广大的爱国影迷当头一记闷棍，赔钱是十有八九的概率，更不用说主力院线的档期早已被各类垃圾片塞满到了明年年底。国内网友评价甚高的法国片《逃之夭夭》，也就是苏菲玛索2005年出演的《Anthony Zimmer》，至今尚未在美国影院露脸，甚至DVD的出笼计划也是遥遥无期。 自从达到这一点认识高度，我的免费电影票实际就成了儿子的专利，所以最近两年伴随他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一起沦为动画片的俘虏。我们充分利用电影院检票的疏漏，入场后首先借用卫生间，然后坚定不移地迅速调换到当场动画片的放映厅。令人感慨的是，好莱坞的不少动画片寓意深远，可以老少咸宜----小孩子看稀奇，成人接受再教育。新近的如《史莱克怪物 1》《海底总动员》，稍早的还有《美女与野兽》《狮子王》都是绝世的珍品。随着三维动画的日臻成熟，我也在想，说不定某一天，我的电影分类干脆再次二元化为动画片和垃圾片；我的下一个女明星偶像，说不定就是候德建创意动画《白蛇传》里面的3D青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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