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骝：从瓦格纳说开去

我在前院经营着一条每周一歌线，每个周末上点如今听众日益减少的当年“流行曲” – 以古典歌剧为主。主要是想和记录一下我自己的挖掘成果，所以尽管那条线没什么人光顾我还是每个周末都去添点新的挖掘成果、

这个周末，我选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

由于瓦格纳这个名字有点特殊，所以我就从歌剧本身往外多想了想，拉拉杂杂，随便说说。

首先我希望我不会被指责我在演示法西斯美学。

在 音乐界，瓦格纳是个音乐天才大概是没什么争议的，他身体力行地推动歌剧的改革，在当时是音乐界推陈出新的领军人物。但是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有争议的，据说 他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而且也鼓吹反犹太，但他本人不是个纳粹分子，他去世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出生呢。然而，希特勒是瓦格纳音乐的狂热推崇者，于是，瓦格 纳的音乐在第三帝国时期是“国乐”。这里就派生出来了个问题，在道德层面人们普遍唾弃纳粹意识形态，对瓦格纳的音乐又该如何看待呢？

这里头就有个音乐美学和道德的区别。就音乐美学来说，我还真分不清什么是法西斯的什么不是法西斯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纳粹的领袖希特勒不光是一个有着疯狂思想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着很高的艺术素养的人。他对音乐的热爱是世人皆知的。他最喜爱的三位音乐家是瓦格纳、贝多芬、和勃拉姆斯。1942年4月20日希特勒53岁 生日的庆典上，演奏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可是这三位音乐家的许多作品至今仍是我们许多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希特勒对瓦格纳音乐的崇拜，伴随了他 的一生，从他的维也纳流浪时代起，他经常买站票去欣赏瓦格纳的歌剧。据希特勒自己说：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听过34遍，而且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他甚至能把《钮伦堡的名歌手》的第二幕的歌词背出来、唱出来。希特勒在1942年1月曾经说过：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当他成了大独裁者之后，一直竭尽全力推崇瓦格纳音乐。”我又看到：在纳粹的党代表大会上，播放或者现场演奏次数最多的作品来自两个音乐家：瓦格纳和贝多芬。尤其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纳粹时期德国的报纸常有这类报道：晚上德国飞行员听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和《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二天驾着战斗机向伦敦或莫斯科前线飞去便斗志昂扬，勇气倍增。”

这说明什么呢？可能的解释有：一是贝多芬瓦格纳的音乐是符合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纳粹们为此深深感动；二是法西斯利用了音乐，他们是恶魔根本不配也不懂音乐，他们喜欢音乐是装出来的；三是音乐能让人感动，它是美的但不能保证听众的道德。我是同意第三种说法，我认 为艺术、政治、道德彼此是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的，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彼此不同的规律和标准（当然这里我说的是排除歌词等有文字符号的音乐）。如果一味强调某 些音乐是法西斯的，那么就肯定有另外一些音乐是能培养出好的情操和崇高的人品，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又能给大众给出这类“好”与“坏”的标准呢？

所以就音乐而言是没有什么阶级性或什么其他道德性的，只能说它能不能感动人。人们又说了，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让瓦格纳的作品在以色列国内上演呢？人是有感情的，“在长达12年 的纳粹德国时期，到处奏响的是瓦格纳的音乐，每逢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少不了演奏《众神的黄昏》片段。尤其是当希特勒检阅军队，举手行纳粹礼的 时候。无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的家园，背井离乡，亡命国外，或被纳粹用火车车皮运往集中营，这时候的背景音乐多半就是瓦格纳的曲子。瓦格纳的音乐成了纳粹 德国的音响符号”，这样的环境下，被迫害的犹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不再听到那些音乐，但是这和瓦格纳音乐本身是不是法西斯美学根本没有关系，不然的话就没法 解释为什么除了以色列之外，瓦格纳的音乐在所有的文明自由的国家照常演奏，而以色列人也不会因此指责其他人没有良心道德。事实上，以色列境外不少著名的犹 太音乐家们还是经常参与瓦格纳作品的演奏的，文化遗产就是文化遗产，不会因为它被什么恶魔用过就成了垃圾。

有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以色列文化艺术节，以色列籍的著名指挥家巴伦波伊姆计划指挥柏林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二幕“女武神”片 断，但遭犹太受害者和以色列政府拒绝被迫改成其他人的作品。柏林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三场演出尾声，已经加演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百花圆舞曲》，观众仍迟迟不 愿退场。巴伦波伊姆决定再加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艾索尔德》选段，并表示，他不想冒犯任何人，不愿意听这段演奏的可以离开。他希望将决定权留给在场的观众。音乐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也响起“法西斯，滚出去”的咒骂声。最后乐曲还是演奏了，但第二天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瓦格纳的作品还是不适宜在以色列演奏。

说这个故事是想说如果有当事者抗议，我们应该充分顾及到当事者的感受，如果没有当事者抗议，我们应该有能力让艺术回归艺术，不去做道德的评判，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