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草：乘西风飘洋过海（一）

     1980年，一个暮春的晚上，理论物理所的老G同学带着我和老L同学在中关村里转来转去，找李老师。那晚天很黑，昏黄的路灯下，那些小楼房全都一个模样。我们来回走了几趟也找不着她的住处，正着急呢，旁边一家大门一响，走出俩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认得出是在一个食堂里抡勺子的同学，我们立即认定了那就是李老师的家，因为大家不约而同都来找李老师办出国留学的手续。

　　  从1979年底开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里就刮起了出国风，宿舍里，饭堂中，常有人窃窃私语，还经常有人收到海外飞鸿，其中就有我们所的小Ｙ。大家讲英语的风气也越来越浓，有的寝室甚至规定在室内只能讲英语，违者受罚。毕竟大家英文没到那个程度，无法进行正常交流，有时候被逼无奈，既要讲话又不想受罚，只好跳出房门，站在门口把话讲完了再进来。门口不断有人跳来跳去，惹起一阵阵哈哈大笑。由于发音不准，词不达意，把肥皂当汤喝，(soup, soap), 吃饱变傻瓜(full, fool) 的笑话更是接连不断。同学们打趣地说，如今的研究生院是西风压倒东风。

　 　  大概是过完春节，我们刚回到所里没多久，小Y和老F召集我们所的十几位同学开了个会议，开场白一再言明是“非正式”的。小Y带着颇为机秘的神情给了大家一条信息，想出国吗？师资班的同学从外籍老师那里学到了门路，为出国留学铺开了一条坦途。大家顿时激动起来，议论纷纷。

　　  我们是中科院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1978年入学。二十几个研究所，再加上外语教研室招来的十几名师资班学员，一共800多人，除了在玉泉路集训的一批是出国班的，其他人都是为各个所培养的。所有的学生集中在位於肖庄的林学院原址上大课，80年春节以后才回所做实验准备论文。那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有选课的自由，无论哪个研究所，什么学科的课，只要导师签字同意就可以选。惟一的必修课是外语，除了英文，还要有一门二外。和一般大学不同的是，英文有专门的口语课，还有几位如大熊猫般珍稀的外籍教师专门教口语。英文课分甲、乙两个等级，每级有许多小班。不同的是甲班由外籍教师教口语，而乙班只有中国老师。

　　  甲乙分班刚开始是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决定的。上口语时，学校举办过一次考试，让一些希望跟着外教学习的学生升级到甲班。我那班的口语老师，是师资班的学员，以前在海关作口语翻译，说着一口很地道的美式英语，人也风趣，讲起课来妙趣横生，笑语连篇，很吸引人，我觉得受益匪浅，并不以为有和外教不同地方。其实，也因为当时毫无远见，压根儿没想到要出国留学，并不重视口语学习，就没有参加分级考试。

    虽然那时也听说有几位同学在办理出国手续，却以为他们的家庭有海外关系，在替他们帮忙。我同宿舍外屋的一个老大姐，就属于那种情况，80年春天就办成飞过来了。因为我平时和外教接触较少，不知道这场出国风的幕后消息，即使偶而从同宿舍的小Y那里听到些风声,也没有特别注意。

    不久，李远哲教授到京讲学。傍晚时分，我们几位同学陪他游颐和园。有人问及中美的科研现状和留美读书的事情，他很委婉地说，中国这么多年来的非正常活动，科技停滞不前，和海外的差距太远。如果你们真有志于科学研究，还是出去走走才能接触到科学的前沿。他还简单地介绍了一些美国大学的情况。记得我傻呼呼地问他，到美国上学要带行李吗？他笑着说，美国的大学宿舍提供寝具，只是西餐吃着难受。这后半句话，我还是来美国以后才算真正体会。

   恰好，老G同学来我们所找小Y交流情报，顺便给了我一份留学申请表，并传授了一些办手续的技巧。申请出国留学，第一件事情是办成绩单。可是，堂而皇之地打着出国旗号去研究生办公室要成绩单，尤其是翻译成英文再盖上研究生院大印的成绩单，我可没这个胆量。几个同学商量来商量去，挖空心思地找理由。可没想到，进了研办的门，根本就不用说理由，研办的老师只是微微一笑，成绩单立刻就拿到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还以为是撞上了好运气。

    可是，申请表上还要TOFEL成绩，我那时候连TOFE是什么都不知道。从同学们的传闻中得知，我们可以用英文过关考试的成绩代替。但是此事要找外语教学的负责人李老师写证明。可是我只会死读书，和没上过课的老师们基本上不打交道，和李老师不过是见面点头的交情。我认识她，她哪儿知道我是谁？可也没别的办法，只好请老G同学帮忙去找她。

    战战兢兢地进了门，我把英文过关考试的成绩交给李老师，吞吞吐吐地还想解释来意。李老师只是笑了笑，就拿出几封早已打好的信，在上面填了我的姓名，下面签了她的姓名和日期。原信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英文过关考试是按照TOFEL设计的，作为外语教学的负责人，她证明该名学生已经通过了外语考试，英文程度相当于通过了TOFEL。当时我们全都很纳闷，怎么李老师好像是早已准备好了，专等着我们似的。

     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谜底是在前几年读了学渊大学长的文章, 《踏破锁国千重浪—中科院八百研究生首批自费留学记》（载《开放杂志》2002年元月号）才揭晓。原来，当时的首席外教Mary Van de Water 女士向研究生院提出建议，帮助学生联系办理自费出国，用不同的方式培养中国留学生。当时研究生院的彭院长和李老师商量以后，冒着被打倒的危险，私下里达成协议。凡是联系自费留学的研究生，学校各部门一律大开绿灯。

    申请表寄走了，我其实没全当回事，既不知道是否会被录取，也不准备真得就走，打的算盘是等一年以后毕业再说。其实，有这样想法的并非只有我，当时我们所里开会参加“密谋”的十几个人，真正申请的没几个。可是，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意料，没想到西风会如此猛烈，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芝加哥一所大学当年秋季入学的录取通知，除了学费全免，外加每月五百大洋的助教薪水。

     怎么办？处在这么一个人生的叉路口，我犹豫极了。当时只觉着活得太累，在动荡里度过了那么多年，早已没了拼搏的劲头，眼看还有一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以后要么读博士，要么留所工作，大局已定。到了美国举目无亲，前途未卜，又要赤手空拳地重新开始，是否值得？实在举棋不定，只好到处征集意见。

     首先，母亲是一百个不放心，比当年我到农村插队时还要担忧。这哪能怪她，几十年的官方宣传，谁都以为美国人就像红鼻子绿眼睛的妖魔。有几位老师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去美国读书，尤其是芝加哥！报纸上刚刚报道，校园里发生了强奸案，那里仿佛不是个人住的地方。要好的朋友们也劝我别再折腾，该是安定的时候了，最好找个人嫁出去，安安稳稳地过小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