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妈妈病了

     布帘外，护士问道：“蜜糖，你换好衣服了吗？”那被称为“蜜糖”的是我妈妈，她八十岁。护士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笑得很好看。帮妈妈换衣服时，我看到了她的身体，她很瘦很小，躺在那里，像一片纸。那曾经是孕育我的一个世界，此刻已经没有起伏的山峦。我突然想到中文字真是贴切：“子宫——孩子的宫殿，乳房——充满乳汁的房屋。”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妈妈的身体了，但我知道她并不介意我看。从小我就和妈妈在单位的公共澡堂洗澡。看到的不仅是家人的身体，还有同事或同事的妻女的身体。洗澡是一周的大事，单位里的美女很多，如果我是画家，很可能会画出“沐浴中的戴安娜”，“泉”之类的经典，可惜那时我想的都是如何躲避这些美女。我躲避她们，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意愿－－能够在水龙头下多冲洗一会儿，倒不是像特蕾莎（注１）那样怕被别人看到。有时候，运气不好，赶上很多美女。她们占据了整个澡堂，霸占着龙头，在哗哗水声中不停地谈笑。她们的脸遗失在雾气里，修长的腿像鲜嫩的树枝一样的真实，但对我来说，更真实的是热水，从龙头里流下的热水。

　　周围的布帘把这张床围了个严实。很久没在中国看过病了，记忆中那里还是大房间，每个病人都毫无隐私可言。我想到了女儿，如果突然把她空降到那里，她会怎样？我已经很久没看过她的身体了，但我知道她介意我看到。某次不慎被我看到了，她尖叫着用毛巾裹住自己。我关上门，悻悻地说，“你的什么我没见过？”

　　“蜜糖，我要给你验血。”“蜜糖，我们要给你插尿管。”妈妈的身体被抬起来，她很怕冷，抖得像秋风中最后的一片叶子。躺下时，我已经给她加盖了两床毯子，她还是说冷。一个穿蓝衣的老人走来说：“你妈妈怕冷，我再去拿床厚毯子。”很快，毯子就拿来了，而且还是温热的。我用毯子把妈妈的身体裹住，她又为妈妈裹紧脚。老人胸前的牌子不是写着‘ＲＮ’（注册护士），而是志愿者。她说自己已经八十岁了，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长大。我听了很是吃惊，除了满头白发，她看起来不过七十岁。我称赞她身体好，老人却道：“我小时候多病，能活到现在自己都感到惊奇。我每周来医院做两日义工，不能闲坐在家。”

　　布帘垂着，妈妈正在喝一种药。她喝不下去，总想呕吐。待我拿来塑料盆，她又吐不出来。她一直说：“我想去厕所。”我道：“那是你的错觉，因为插了导尿管。”稍微好一点时，她就会说：“哎呀，你还没吃午饭。“我回道：“我的午饭没那么重要。”这样的对话有过很多次，最后我只好用手把她眼睛一抹：“闭上眼睛，睡觉。”

　　好久以前，妈妈也是这样的，用她的手把我的眼睛一抹：“闭上眼睛，睡觉！”现在轮到她来当我的孩子，但她怎能甘心当我的孩子？我们在急诊室等待时，她几次要走：“我们走吧，反正下午要见瑞芙丝医生。”我反复阐述着我们必须在这里的理由。但她不听，竟然慢慢地向门口走去，腹痛令她直不起腰来，她还在向门口走去。我干脆不理她，低头看书，心里想着：“没车，看你能走多远。”她像个孩子，又慢慢地走了回来。我们总是这样，她要管我，我不服她管。我要管她，她也不服我管。结果一张口，若非异议就是误解，最后再说上几句气话，不欢而散，散了之后又后悔。

　　妈妈在布帘中睡着了，散乱的头发，微微张着的嘴。她看起来真像我的外婆，只是身体要小很多。外婆来我家时，我已经做了妈妈。半夜常被外婆的梦话吵醒。白天的外婆和颜悦色，说话声音很轻，但说梦话时似乎变了一个人，声音很粗，多是用四川土话呵斥或吼叫。一夜，我又被外婆吵醒，“你们都拿去吧，拿去吧，不要抢我的呀……”我听见妈妈走到外婆的房间，小声说：“伯妈，你醒醒。”我问妈妈，外婆说什么呀？妈说：“唉，她是说她的那些东西，不是都被抢光了吗？”偶然，我听到外婆和妈妈说，“早就没钱了。解放前，国民党兵来的时候都抢光了。解放后，你爹爹还说反正原来就是穷人，都交公吧，可交了公，还要来三反五反，最后把被子都交了出去。”外婆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被人家拿走东西大概是她一辈子最难过的事。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说梦话，但她总算幸运，没住集体宿舍，也没上过班，梦话还不至于让她倒霉。

　　妈妈的脸孔像极了外婆。但外婆比她白得多，皮肤也细腻得多。妈妈脸上的黑斑最初是劳动晒出来的，后来是长冻疮留下的。１９６９年，她从遵化劳动回来，我就看到她脸上冻疮，当时还在流水。在干校最初的两年，我们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里。直到最后的一年，我才有机会和妈妈同屋住，因此也偶然知道在遵化时，她因是戴罪之身，女同志宿舍的尿盆都是她去倒。天冷路滑，尿盆很满，她个子又小，经常洒出来。她素有洁癖，真是难为她了。

　　妈妈突然坐了起来。她伸出右手，要去抓什么东西。我放下书，问道：“妈，你要什么。”她突然惊醒，不好意思地说，“我睡着了。”我们总算走出了布帘，进入ＣＴ的房间。医生全副武装，仔细地扫描她的腹部。此时，我已经意识到她很可能是阑尾炎。妈妈又被推回布帘里的病床上。从我们进入医院，已经四个多小时了。妈妈又在说：“你还没吃午饭。”我回道：“我的午饭没那么重要。”我再次埋首于帕慕克的书中。

　　书中的图片展示着黑白色的伊斯坦布尔。清真寺、风雪中的街道和过桥的人。幼年时的帕慕克生活在一个富余的大家庭里，虽然是共同生活，但其父母以及亲戚之间纷争不断，积怨颇深，因此他的父母轮流消失。“多年后，在父亲的几次消失期间，当我和哥哥打得死去活来，母亲大发火时就说‘我要走了！’或是‘我要从窗口跳下去！’之类的话（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条美腿跨出窗沿。）”虽然帕慕克轻松幽默地几笔带过，但以他的敏感，想来那时候的日子不会好过，否则他不会总在想“奥尔罕的分身”，也不用点数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大人或小孩都有自己的办法躲避现实，特别是焦虑无奈的现实，尽管躲避是暂时的，但“暂时”也是好的。此刻，我坐在病床旁的布帘里，读着一本和周围毫不相干的书。

　　主刀医生来了。他和蔼地告诉我妈妈是阑尾穿孔，必须立刻手术，并一再让我放宽心。但这个“立刻”也得在一小时之后。因为注射了止痛药，妈妈已经没那么痛了。她又在说：“你还没有吃午饭。”我再回道：“我的午饭没有那么重要。”我又拿起了书。

　　妈妈被推进手术室时已是晚上六时。正是昨晚此时，我得知她不舒服。当时我正在走步机上，电视屏幕展现着喜马拉雅山的虹影。在一日四季的高山上，一只母雪豹正闯入岩羊群。她咬住了一只小羊，小羊却跳水而逃。她无奈地回到窝里，用鼻子噌噌她儿子的额头，仿佛抱歉道：“今天妈妈无能，没能给你带来晚饭。”在体型上，那头雄豹子已经长得比它妈妈的略大一点了，但解说员却说：“再过一年，小雪豹才能自己觅食。”鹫在天上，展开宽达六英尺的翅膀，随时窥测着那群羊。在这样的高寒地带，生存实在不容易。当鹫正准备攻击时，天上突然降雪，纷飞的雪片遮住鹫的视线，但却给了雪豹攻击的机会。她终于咬住一只山羊。虽说雪豹可以拖动比自己大三倍的猎物，但在这样陡峭得几乎无法攀登的山坡上，要将猎物拖上去，依然十分费力。就在这时候，妈妈告诉我她肚子痛。我问她痛的厉害吗？她说还能忍受。我要带她去医院，她又说不需要，刚刚吃了药，已经好多了。唉，如果昨晚带她来医院就好了。以前每次她有病，我都紧张得要命，其中不乏虚惊，但当狼真来了的时候，我却掉以轻心。

　　妈妈躺在恢复室里，护士和麻醉师围着她。妈妈能够认出我了，她口齿不清地说：“你还没有吃午饭。”这次我没回答，只是亲了亲她，摸了摸她的头。

　　注１：米兰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写于2007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