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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但与他却是正好相反。
说来可笑，可当时谁又觉出了它的可笑之处。只有在事过境迁后的反思时，才会引发出淡淡的笑声。
我是1967年11月自愿去的牧区。，并没有谁强迫我，真心想离开哪个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家。挂念我的是母亲，她在叹了口气后同意了我的决定。我并不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直是逍遥派，什么运动也无法使我激动，我兴奋不起来。算不上早熟的那类，可心思里也没有同龄人的激情。从小就想尽快躲开纷乱的城市，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想失去什么，算得上自私，但也不过分。
内蒙的小集体虽然就那么几个知青，分布在各个牧业组，成天见面的只有同包的三个人，也因了思潮的影响分为了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只是缺少反革命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里，没有了反革命却也是一种遗憾，于是不革命的那类所得到的待遇也就接近了反革命。人人都斗上了瘾，没有了斗争目标就显得空虚了许多。与天斗、与地斗都不如与人斗过瘾，也就变着法的要制造出个斗争目标，方显出年代的火红。我这个逍遥自在人自然就成了内控反革命，只是没有现行，所以还算侥幸，但从同学们的言谈话语里也感到了危机。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本来不想去做的事，总不能昧了良心，其实很痛苦。想个法子离开了牧业队，夏天和一群被夺去放牧权的牧主富牧坏分子在草滩上搭棚盖圈，冬天去开山打石头挖井。从龙尾跃居为蛇头，生活变得自在了许多。当然，不知情的人也把我归入了坏分子之流。我不一定非要什么人去理解我，只是性格使然，否则要人性干什么？
我是第一个离开插队地方返城的。母亲心脏不好，家里的孩子都插队走了没人照顾，我办了困退回去，老老实实在家守着母亲当孝子。后来娶妻生子，当家中又人满为患时携妻带子溜出国躲清净去了。
本来想当个逍遥于世自在的浪漫人，却因为不和时宜而遭到了群奸，这点我俩太近似了，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同感和言语。
六
真想逍遥也需具备逍遥的先决条件。我们在一起时，有时也会为李白、杜甫、白居易们感到不解，哪里来的经济基础可供他们到处游山玩水，以至写出那些脍炙人口的不朽革命小诗流芳于世，否则怎么会有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类为民鸣冤。当看到他们“千里江陵一日还”时，就不由想到：汽油又涨价了。
有一次在他家闲聊，他大发感慨道：“‘千金散尽还复来’，多有胸怀呀。可真不知道李白一个破落文人上哪里搞来的这千金供他去豪迈一番的。”
我说：“也许古时候钱比现在容易挣。”
他太太在一旁“扑哧”笑了，“胡说八道，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李白那是穷疯了，说的是梦话。”
“嗯，说那种梦话也要有点勇气，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有勇气说出来也不容易。”我说。
他笑了，说：“我也挺羡慕李白的，不仅是羡慕还很钦佩，人家那日子过的。”
他太太撇了一下嘴：“温饱都还没解决，你潇洒有资本吗？”
她倒真实在，句句往人家肋叉子上戳。
“你等着，我非要实现我的理想。”不知道是赌气还在发誓。
“人要是总在理想中活着也满幸福的。”又是那么酸溜溜的一句，很不以为然。
看样子他来气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怕他们吵起来，赶紧把话题扯到了别处。
我知道，这些年来他们都很不容易，为了养家，短短几年跑遍了大大小小无数座城市，就靠着双肩上的背包，辛苦地挣。现在已接近苦尽甜来的时候了。按目前的生活水平，小康早已达到还略微强些。我也知道，他这些年为了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几近超支。他就是在那个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理想支撑下，才有了这么大的勇气和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成天跟孙子似的。
如果让我也像他那样去挣钱恐怕不行，真拉不下那张面皮啊。
七
几年后，他准备回国发展，我们一块儿去布鲁塞尔收钱。汽车开到了闹市区，他指着路边的小店说：“我对这些店铺很感激，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现在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店帮我挣了很多钱，我才有了回国办公司的资本。”
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他，在经过几度思考后决定还是回去。一个学文的，即使是在本国也几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更何况他这个只持有学生身份的外国来客。欧洲经济滑坡，很多商店企业陆续倒闭，失业率攀升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他的兴趣并不在经商上，学文的当商人，所学非所用。
他走了，携带全家回国
真是的，一个人这一生能有几个是做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几乎都是为了这张嘴在四处奔波。人人喜爱有敬业精神的人，可是有多少人是在万般无奈中克尽职守的啊。一辈子都是在做自己不喜欢或不太喜欢的工作，想想多少带着几分悲壮。
国内对回国学生经商有优惠政策，各种手续办起来很顺利，只用了半年时间公司的架子就搭起来。刚开始创业，办公就在家里，随着几笔生意谈成，在股票上又赚了些，就在外面写字楼租了办公室，一切进入正轨。
年底为了见商人，他回来了，我去机场接他。看来由孙子变爷爷后的一段日子过的挺滋润，满脸的沧桑消失了，两颊微泛红光，虽然在空中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可没看出有疲劳的神情。
“你好！”他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抱了一下，来了个西方的礼节，然后又双手抱拳，来了个东方式的，“麻烦你了。”
假惺惺的，我没搭理他。
“哎，怎么见面就这样对我？”他大惑不解。
我仍然绷着脸：“少跟我来这套，把我一人丢这儿，自己发财去了，还有脸来见我。”
他楞住了，没想到满心的欢喜被我迎头浇了盆冷水，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大笑。真过瘾，“瞧你那份春风得意的样子我就有气，腰里刚鼓起来就开始狂啦！”
他发现我在开玩笑，挥拳打来：“你嫉妒啊，你也回去呀。”然后一转话题：“如果不忙，找个咖啡坐会儿，咱好好聊聊。真想你啊！”
在国外，很少有可以说说心里话的朋友，他家一走，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很想他。
“你这次回来主要想做什么？”我问。
“要见商人，在国内认识的。他去中国旅游，顺便看看国内市场情况，他觉得中国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可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这次来想进一步接触，如果有可能就捞一笔。”
“现在国内生意好做吗？”我是一点都不懂。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过去，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一些原来在大陆做生意的商人趁机转到那边，所以对国内还是有影响的。十笔能谈成一笔就万幸了。我的运气还好，过去在比利时认识了一些商人，再加上朋友推荐，总算还赚着钱了。”
“这就叫傻人有傻福气。”我又拿他寻开心了，要不然他走了，我上哪儿找这个乐子去。
“真累啊！”他摇着头说，“你不知道我有多累。”
我笑着说：“没人同情你，全是自找的。”
他叹口气，“唉，真是，你说的也对，是我自找的。可是你知道吗，假如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总在做他不喜欢的事，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不想为赚钱活得那么辛苦，钱是赚不够的，可是生命却有头。赚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虽然当了老板，可仍然觉得还是孙子，是钱的孙子，这滋味真不好受。”
“没钱也不行。想过好日子，饿着肚皮去浪漫，肚子空了会影响脑子，写不出好诗来。”
“还谈什么写诗，狗屁都写不出来，早没有那个雅兴了。已经十多年了，除了强迫自己写那个没用的论文，真是连笔都懒得动。”
这件事别人帮不上忙，我总不能把自己的脑袋装在他的脖子上，替他写出那感人肺腑的词句，何况即便能行，我的脑袋却缺少了那些可以造就诗人的细胞，装上去也是白搭。
听我说完，他忍不住大笑：“谁他妈稀罕你的猪脑子，你那脑子只配贴大字报用，全是糨糊。”
真能挤兑人，我在他眼里原来是个废物。
八
他是学校的高才生，虽然被文革耽误了几年，在公开招生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师范大学的文学系，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学者。人算不如天算，才华横溢的他，毕业分配到普通中学当语文教师，靠他和太太的微薄工资度日，虽说没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但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夫妻两人都是教师，每天回家吃完晚饭，就伏案备课，批改作业，人困马乏后上床睡觉。面对现状，他们时生感叹，搅尽脑汁也写不出一行象样的诗句。这时他就怀疑“悬梁刺股”做得出好文章吗，心中暗暗对古人越加敬佩。
想改变现状，去了几次人才中心，似乎无望。那里聚集了各路精英，机会渺茫，只有靠自己去寻找出路。他对妻子说了内心的苦闷，妻子很体贴地劝告了几句后，也陷入了同样的苦闷。
一个机会，仿佛从天上掉下来。朋友出国留学回来探亲，聚集了一群校友，闲谈中那个朋友很替他惋惜，决定帮忙出国，说好只帮他办理入学手续和寻找经济担保，其他一切要他自己想办法。所谓经济担保也是挂名的，不可能有实质的承担。抱住这一线希望，他开始兴奋，但想到新婚才一年的妻子，心里又增添了诸多惆怅。
尽管惆怅了多日，到了分手的时候也只得分手，虽说分开是暂时的，在新婚的幸福感还没平淡下来时离别，心里却又生出许多凄凉。
飞机在天上飞，心还留在地面，何况妻子肚子里已经有了他们的结晶。身上带了二百美圆去打天下，前途显得不乐观，好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算是最后的一搏，也许就拼出来也说不定。
经济担保人是个餐馆的老板，他原来以为都是中国人，相互间多少会有点照应，一个月下来才明白什么叫“天下乌鸦一般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那些没人干的粗活，除了要把营业时所有的碗碟全部干净彻底洗净外，还要削土豆切洋葱，而得到的工资交完房租后所剩无几，眼看美梦就要成为泡影。他想过要把老板给炒了，还没等他开口，老板在有意无意间的一句话把他给吓的连舌头都没敢往外伸：
“城外运河里漂着的人你知道是谁杀的吗，谁要是想和我过不去，就让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黑社会都是这腔调。
过了一年，他终于向老板提出离开。老板没说太多的，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许在别的餐馆打工，如果让我发现了，后果自负。”听完，浑身寒毛孔都张开了，一阵阵的从后脊梁沟往上蹿凉风。
他去了另一个城市，偷偷找分工作，成天小心翼翼，除了去上课和打工就是躲在小屋里看书学习，提心吊胆又过了一年，什么事都没有。诈着胆子认识了几个朋友，说出这事来，大家哈哈大笑，告诉他，那是老板耍的花招，担保一年就作废了，如果还要继续合同，那要重新签定的。朋友们帮他找了新的担保人，再也不象做贼似的到处藏了。
积蓄了点钱，把老婆和出世后从未见过面的孩子接来，有了新家。生活中多了一些温馨，也增添了更多的惆怅。
靠餐馆打工养活一家三口显然不行，于是就兼做了贩卖小工艺品的营生。刚开始确实张不开口，脸红过几次后发现，要脸就没钱，把脸皮丢开却能弄到钱，那脸皮确实也就没有多少用处了，丢就了丢吧。他去过跳蚤市场，当然不交管理费，警察来了卷包走人，找个地方再铺开。后来知道此道的中国人多了，他只好开辟新战场。进入咖啡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多少次让人像撵狗似的给轰出来。经过多次碰壁，他积累了经验，慢慢打开局面。到了后来，他竟然与很多咖啡馆的老板成了朋友。这些事说说容易，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除了去赚钱，他还要去上课，写博士论文。在这些年里，他学会了荷兰语和法语。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一个人干这么多事，我真觉得他有分身术之类的特异功能，要不如何应付得了。
他太太在家里开设了中文课，找来中国留学生的孩子，教他们学中文，也可以挣些钱贴补家用。几年的煎熬才有了现在的公司，说来也真不容易。
九
圣诞节妻子带孩子回国，我在家留守，他索性来到我这里住，算是陪我。我们天天在一起，喝茶聊天，偶尔出去会会朋友，喝几口老酒，借酒精的的作用顺便发点酒疯。
那是我们相处最多的日子，他的过去也是在那段日子里对我讲的。后来，他虽然还时常来欧洲，可是阴错阳差总也没有更多时间在一起了。
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也许理想已经实现，也许他依然在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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