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给他们一个HUG吧

这几天我的思绪还一直沉浸在《相约星期二》这本书里。“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这个句子就像生了根似地不断在我的面前晃荡。

一般来说，一个健康的人是无法知道自己身上各个部位生病时的症状和感觉的；同样，一个从来没有被留置在医院里的人，也是不会想到困守病榻的人多么地渴望能够在阳光和蓝天下自由自在地呼吸和行走。如果不是病入膏肓，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想着去学怎样“死” ！那么，我们就不会活了? “在我看来，（活着）它们离不开爱，责任，精神，意识等范畴。今天我如果是个健康人，这些还将是我要去思考的问题。它们将伴我一生。” 莫里教授最后告诉人们他的答案。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曾经亲自目睹了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妈妈从患上ALS到去世的全过程。从一开始的觉得行走有异，就马上到一个最好的医院去接受从神经到内分泌到所有相关科目的检查诊疗。然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病人的双下肢就完全失去功能。医生也给出了“运动性神经障碍” 这样的结论，并且言明：国内外都没有治疗的办法。换一句话说，就是只能等死。还有什么能比这对一个刚刚组建的年轻家庭具有更大的打击？

我同她的丈夫在同一个科室工作，我们只要一起外出，我就会顺路去病房看一下病人。她的丈夫更是除了上班，其他时间都在病床旁边。到后来手不能动后，身边根本就不能断人了。这个病可恶之极还在于，管运动时，那些神经明明在给你罢工，可是它们却还在管身体的疼痛。丈夫帮着翻身时，稍微疏忽一下，病人就叫痛。那个场面真是折磨人。我们活活地看着那个病症在她身体上蔓延直到停止呼吸。那段时间，我除了给予一般性的关注和问候外，没有水平，没有能力，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多做一点，帮助他们分担一些至少是精神的痛苦，这也是我现在看这本书后的一直后悔和感慨的。

“要有同情心，”莫里教授最后微弱地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我们有同情心吗？我们东方文化一般不说死亡的话题，即使到人到了垂暮之年也是如此，这是想去避免由疾病或者衰老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按照莫里教授的观点，如果我们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我们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我们始终心存恐惧；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由此我也想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正在接近人生的终点，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的父母正在经历同莫里教授一样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离开中国很多年后第一次回家时，母亲由于白内障已经看不清我的脸了。当她听到响声知道我进门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头却依然低着说：“ ‘和谈’，你去了那么多年，今天还是回来了?” 当我看到那个比我印象中要矮，要瘦得多的母亲时，我的心就像个打翻了调味罐。我把手里的包往地上一扔，一个大步迈过去把母亲搂在自己的胸前。那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泪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离开母体后第一次主动去同母亲身体贴近在一起。看着母亲不停地擦眼泪，我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 是的，我们都早已忘了自己是婴儿时是多么地依恋母体，“事实上，当母亲搂抱我们，轻摇我们，抚摸我们时——我们没人嫌这份呵护太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也渴望回到完全由人照顾的年代去——这是一种无保留的爱，无保留的呵护。许多人都缺少这份爱。”  在探亲的那些天里，我尽量安排时间待在家里，挨在母亲的身边，同她说话，让她回忆她第一次看到父亲时的情景和感觉；嫁到婆家后是怎么做媳妇的等等。我知道我没有可能同年迈的母亲探讨生命、谈论死亡，但我依然可以用自己已经认识到的形式去爱自己的母亲。

这些年来，星转斗移，母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去世时我也未能到场。其实给去世的父母送葬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我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在他们暮年生前有可能花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伴他们，那样也许更能够帮助他们缓解一点压力，避免多余的紧张。早些年，父亲一直想到美国来看看，可是因为母亲生活起居离不了父亲而不能成行。母亲去世后，我同父亲提起来美的事情，他居然告诉我他“走不动了” ！我知道，父亲不是身体走不动而是“心”走不动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送走了母亲，父亲把他自己也送到了莫里教授当时的位置上了。父亲每次在电话里总是说他很好，叫我放心。“别停止你们的生活，” 莫里对他两个儿子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我们做子女的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吗?

给父母们一个HUG吧，当我们下次再见到他们时。也许我们东方人都还不太习惯这个示爱的动作，不过，还能有什么形式比一个深情的HUG更能体现子女对父母的爱呢，尤其是我们这些走散在天涯不归路的游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