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8-完）

一般说，在校的学生如果闹得太过分了，早已背上了处分。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年学校生活中，却什么处分都没有，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有几个还不如我闹腾的出名的学生，却因种种事情而被学校宣布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了，这个奇怪的现像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我问过一位教导处的年轻教师，为什么学校会对我这么宽大，是他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学校在开教务会时，确实曾多次讨论过给我处分的问题，学校为我的胡闹也感到了麻烦。可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不同意。她说：“黎京不是在胡闹，而且他并不怕处分。处分的目的在于教育，是手段。如果手段达不到目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化矛盾。他的工作要慢慢去做。”

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极特殊的学生。虽然顽固不化，但是与很多老师和工友的私人关系却很好。那个在教导处工作的年轻教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负责青年工作的，主持青年团的工作。经常和同学在一起聊天，了解学生们的思想。他曾主动提出要帮我补习功课。我知道他的好意，但我不想伤他的心，让他失望，我是扶不起来的。我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自卑感。

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我有过一些接触。通过和我聊天闲谈，发现了我思想问题的根源，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无法对抗党的政策。在很多时候是她在保护我，我在校期间也感到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同所有的当权派一样被打倒了。后来，又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写大字报保护她，我也是其中之一。她姓郑，我们都叫她郑书记。

学校在毛泽东一系列关于反修、防修的指示下进行教育革命。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根据这一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知识分子劳动化改造。

教育局规定，在校学生每学期要参加半个月的体力劳动。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各个学校安排不同。有的学校集中在两个星期内去农村，参加农村的农田劳动。我们学校去的是故宫博物院。每星期去半天，要把长在三大殿前砖缝里的青草全部拔除。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蹲在地上干，半天下来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发酸了。我们学校劳动地点在太和殿前，好大一个广场，要把那里长的青草全部拔光，确实需要一番工夫。学校人多，经过几次劳动后，砖缝里的草被我们拔完了。

后来我们又到故宫右翼门外的一片空地上平垫土地。那里原来也有一组建筑，后来因失火被烧毁了。有人在那里种了蔬菜。我们的任务是把这块地方整理平整。这才是体力劳动，要把一堆堆土包用柳条筐运到坑洼处。

我是通过这次劳动才开始了与郑书记的直接接触。

抬土用的筐很大，为了表示我们不怕吃苦，每一次都让装土的同学把筐装得冒了尖才走。郑书记参加我们班上的劳动，她要和我抬土。我看她是女的，所以每次都把系在筐上的麻绳往自己这边挪，这样她可以省些力气。虽然土筐把我的肩膀压得生疼，但是我一直坚持干下去。休息的时候，郑书记蹲在一边和我聊天。

那时，我对共产党是绝对拥护的，我相信党，他把中国人民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全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使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对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信任的。在与郑书记的聊天时不觉说出了一些我的真实想法。书记听完后，并没有对我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劝我安心学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她对我的印像通过那次劳动而改变了。后来我们每次在校园相遇，她都要停下和我说几句话。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但仍然不想改变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