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8-完）

我的变化是从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的。

一次班主任老师又把我们几个班委留下开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到了一定时候都要开的那种会。刚开始，老师说了一下班里的纪律问题，由于学生几乎都是过去小学时的劣等生，所以纪律性较差，上课时还发生过把老师气哭了的事情。开会要记录，老师顺手就打开抽屉，取出笔记本。我一眼就看见了一摞学生填写的入学志愿表。上面一定写着我们的入学成绩，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于是一伸手就塞进了抽屉，说什么也不让老师关上。其他的几个班委也向老师提出了请求，最后老师妥协了，条件是谁也不许说出去。我确实遵守了老师的要求，可是这件事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后来有人对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也一直保守了这个秘密。

由于是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是第一个看到了那些表格的。怀着忐忑的心情翻看着这个学生中的秘密，其实别人成绩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那一张是怎么写的。我把翻过去的志愿表递给旁边的同学，翻到中间时看见了我的那张，在成绩一项上看见了自己的考试分数：语文95，够高的了。数学88。没想到，错了两道题还得了近90分，不错。总成绩是183，那平均分数应该是91.5分。一般来说，第一志愿的学校平均分数必须要在95分以上，我是考不上了。可是怎么把我分配到了第三志愿学校。再往下看，在录取一栏里第一志愿写了：不录取。第二志愿写着：名额已满，转到第三志愿，并盖有学校的公章。我成了处理品。

我的分数在考入那所学校的学生中也应该算是高分了，也许名额已满确实是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切的关键就是出身，首先被淘汰的就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我看完后什么都没说，把剩下的志愿表递给旁边的同学。那位好心的老师是不会想到的，这次事情的发生，会成为我决心改变生活的一次错误性的选择。如果他知道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是绝对不会让我看到那张志愿表的。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流露出任何表情，仍然像往常那样开完了班务会。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下来。

从此我开始变了，变得不那么驯服了。上课不听讲，尤其是我不喜欢的课或由我不喜欢的老师上的课。回家也不做功课，放学后就是玩。x+y、俄语单词一律与我无关。即使我再苦读三年，或努力上完高中，也仍然逃脱不了命运对我的安排，那我何苦去费这个力气呢。虽然老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学好知识是自己的，别人谁也拿不去。但是，我学的再好，国家也不会需要我去为他们做贡献，因为我是一个“处理品”、“等外品”，这个社会不容我。闹好了将来毕业留在城里，分配在一个街道小厂，一辈子重复一件简单机械的劳动，要是那样x+y有什么用处，去了农村修理地球，对着小麦、玉米念俄语单词它们听的懂吗？我对生物课倒是很感兴趣，也许将来去了农村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一学期下来，数学老师在班上宣布：“他几个月才交了一个星期的作业。”全班哄堂大笑。班里改选，班委也不是了。谁又稀罕当什么班委，不当更轻松。

这就是我的爆发，沉淀在心中的怨气的爆发。我自有爆发的方法。成年后，有人批评我说这是自暴自弃，胸无大志。这些话使我想到了右派平反后，一位被共产党改造了十几年的老先生大谈“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的。他是幸存者，假如当年死在了劳改农场，这有用的材料也只能去给庄稼当肥料了，而头脑中的知识却连肥田都不行。

学校找民工运来黄土，把操场重新平垫，轧实后装上了篮球架，成为一个篮球场，这样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打篮球。工程完成后浇了水，晒干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上去，踩出脚印将来就是一个个小坑，所以在通往操场的入口处拦上了绳子，并有值班同学看守。

我借的书已经到期了，下课后我要路过操场到图书馆去还书，值日的同学不让我过去。其实道理不用谁去讲，我心里全明白，建校劳动我也出过力，谁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是我非要过去，于是就和值日的同学发生了争吵，叫无理取闹也可以。正在争执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巧从那里路过，看见我们在吵架就过来干预。我满不在乎的又和老师诡辩起来。

“老师，借了图书馆的书到期是不是应该按时归还，这不是学校的规定吗？”

老师说：“是啊，到期一定要还。”

“那我借的书今天到期应该还了。可是，现在还不了书，这就违反了学校的规定，违反学校的规定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明天再还，今天有特殊情况。”

“可是，你不是负责图书馆的老师，你说话不能算数。”

老师哑然了，找不出适当的语言。她尴尬地站在那里，突然用严厉地语调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班的？”

“黎京，三班的。”

“呀！你就是黎京呀！？”

说完，老师转身而去。显然早已臭名远扬，只不过很多老师和同学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从外校调来一位教导处处长。他的个头很高，又粗、又壮、又黑，成天眯缝着发红的小眼睛在校园里转。他批评起人来很严厉，同学们见到他就害怕。一次课间休息，上课的铃声响了。那时上课铃要打两次，第一遍是预备铃，提醒大家返回教室，第二遍是正式上课的铃声，那时老师才走进教室给大家上课。两遍铃声中间间隔一分钟。我在预备零响后，看见那个教导处长正从教导处往外走，就故意拉住一个外号叫傻子的同学的胳膊，那个同学长了一付憨样，平时就以傻卖傻地装成个傻小子样。我当时拉着傻子的胳膊不让他进教室，于是两人就抡圆了双臂在教室外对打了起来。教导处长看见后走过来制止，说：

“铃都响了，你们怎么还不进教室？”

我们不理他，仍然在继续打闹。教导处长更生气了，走过来要拽我，这时候上课的正式铃声响了，我一转身跑进教室。我们班的教室在楼道的最外边，我又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上，铃声还没响完，我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教导处长随后也跟进了教室，他看见我已经坐好了上课的准备，无话可说，返身走出教室。

这类恶作剧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老师头疼，同学们也不喜欢我。我独往独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了我的胡闹。我真希望学校能够采取写什么措施，最好是开除。因为不上学是不行的，家里不会同意。我对学习；对自己的前途；对未来的命运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一心想尽快走出校门去参加工作。当个工人或去农村当农民，用这些来改变我的成分，使我的后代不会因我而受到牵连。过早地成熟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促使我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年龄毕竟是不可跨越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为后代的命运操心，这其实是一种畸形发展。可是我确实是生活在一个畸形社会里，即便是家庭出身好热爱学习，感到自己前途无量的人，在他们的思想里难道就不是畸形的吗？那种自发的优越感，不就是在培养出一批潜在的精神贵族吗？这种优越感十足的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在“破四旧”的前线，成为了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