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8-完）

童年

（七）

遍及全国的粮食困难时期过去了。我一天天长大了，一天天懂事了。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他们有爸爸在身边，能够享受到父爱。可是我的爸爸却离开我们那么遥远，他在黑龙江畔，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即神秘又陌生的地方，我只能在寄来的照片上看到他。

每当我看见有些同学早晨上学，他们的爸爸用自行车把他带到了学校时，心里羡慕得不行，希望能够有一天也能有人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学校。一天，我正走到大院门口，邻居叔叔推车走过来，我就大着胆子轻声问：“叔叔，您能带我去学校吗？”叔叔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说：“好吧，你上来吧。”就这样，我也有过一次，唯一的一次，是被别人用自行车带到学校去的。

家里的情况不同于别的同学，反而把我锻炼出来了。星期天帮助妈妈收拾屋子，平时要干家务，买粮食等。

大院里有一处洗衣房，原来是专门洗边幕，天幕及演出服装的地方，后来废弃不用，便成为大院里人们洗衣服的场所了。在我十岁那年，家里的衣服就开始由我来洗。洗衣房一进门的两侧并排各有三个半截的陶瓷大缸被砌在了砖台里，台子齐我的胸部那么高，洗衣服时要掂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缸里的衣服，每次我都要在脚下垫上砖头，袖子挽得高高的，才能在洗衣板上搓洗衣物。洗衣服还好办，要是洗床单、被套之类的可就惨了，手小单子大，攥不过来，洗完了拧不动，我就把湿漉漉的布单子扛在肩膀上，一段一段拧干。每次洗完，我的身上也如同水洗过一般。

后来妈妈发现奶奶不给我们吃饱饭，两个叔叔又先后参加了工作，就不再给他们生活费了，让他们分出去过。我们三个孩子每天中午放学后，就去首都剧场的演员食堂吃中午饭。这样一来，晚饭的任务就是我的了，也就慢慢学会了生火、做饭。老师在作文课上出过一个题目：一次家务劳动。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每天都要做家务，所以很轻松的就把第一次生火的狼狈如实地叙述了一遍，老师把这篇作文选为范文，在全班朗读了。

西藏平叛结束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馆有一个展览，介绍了西藏农奴制的情况。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和实物。其中有关押农奴的蝎子洞、水牢及各种刑具。还有一具已经变成黑褐色的风干后还稍具人形的“木桩”，据说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寺庙里的喇嘛说她是仙女下凡，杀害后就供奉在寺院里供人们膜拜。

在同一座建筑内，还有另外一个展览，介绍了四川地主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在展览馆里可以看见庄园的平面图和说明，介绍了刘文彩的糜烂生活。为了更生动形像地表现出刘文彩对农民的剥削，还用泥土雕塑出了一组群像，这就是当时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收租院”。从那时起，“阶级斗争”这个词就经常被人们挂在了嘴边。

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处处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事情都要往阶级斗争上扯。虽然经历了多次运动，人们也多少学的聪明了些，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对于大人来说，也许距离已经拉开，孩子们却仍然是无忧无虑的。

尽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但是一些集体活动并没有把我排斥在外，当时宣传的是：出身不可选择，道路要自己走，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所以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就要通过艰苦的，比别人付出得更多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使我们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1949年后，每逢“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都要举国同庆。国家领导还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粮食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压缩，把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改成集体游园活动了。游园就在北京各大公园，由国家统一组织联欢活动，工厂、机关、学校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在5月1日那天，聚集在公园里跳集体舞，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参加游园活动的人，要在事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跳集体舞。每天下课以后不许回家，留在学校练习。到了过节那天，人们欢聚在公园里，按照统一的几首革命歌曲，在统一的动作要求下欢欢起舞。

记得一年过劳动节，全班同学来到了景山公园东门。刚一进去，就有人把我们班的队伍带到了山脚下，每人发了一束气球，说是有特殊任务。别的班的同学们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围成一个个大圆圈，他们都在那里载歌载舞，我们在山脚下待命。负责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说，当我们看见一束大气球飞上天空时，就要把自己手中的气球放掉。

公园里歌舞升平，人们欢天喜地，全都在尽情狂欢。树上挂满了彩旗，整个公园沉浸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中。只有我们三十几个学生手里拿着气球在一旁当观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看见那束大气球腾空而起，老师说：“快把手里的气球放掉！”大气球在一堆小气球的簇拥下缓缓升上了晴空。孩子们朝着一群首长模样的男女们跑去，首长要和孩子们照相。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忙碌了一番之后，那群男女们相继离开。后来听别人说，是总书记邓小平。我始终没看见。

这是在我小学五年级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文艺界家庭长大的，因此喜欢看话剧，对新上演的各类题材的话剧都感兴趣。华北汇演时，哈尔滨话剧院带到北京上演了一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剧中描写了青年工人和平演变的题材，因此轰动一时。后来各个戏种也相跟而上，如评剧《夺印》，豫剧《朝阳沟》等也调到北京上演。这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口号的革命现代戏大受欢迎，很多人都能哼上几句。这些戏剧的上演是为了配合当前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题材也大多是取材于农村的现实情况。从“四清”开始，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大张旗鼓地被重新提出来。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是他在北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会议上中共正式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持续了三年后演变成了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清”起始于整社运动。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各地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对基层农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所谓整社，就是整顿人民公社。粮食困难结束后，一些公社的干部贪污腐化，在农村成了当地的土皇上，他们侵占集体利益，盘剥农民，影响很坏，这样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发现了这一问题，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社后，由于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比想像中的要严重，于是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些农村里发生的事情，对农村干部假公济私，欺压农民的事很气愤。这场由农村波及城市的阶级斗争运动，使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把阶级成分看得越来越重要了。

我们已经升入小学高年级了，教室也从原来的平房搬进了学校后面一栋独立的小楼里。那里是学校为将要离校的毕业班专门安排的教室。我们班在二层楼上。

我们班的实验按理说应该是成功的，五年就学完了六年的功课。由于老师们出色的教学，使得全班同学的学习热情一直没减，并且成绩很好。学校进行过一次数学竞赛，按年级分组进行比赛，各年级的竞赛题目不一样，我们班派出了数学课代表和几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同学参加了六年级组的比赛。结果揭晓后，第一名居然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其他几个参赛的同学也取得了好成绩。后来数学老师把那次比赛的题目拿来，让我们班做，全班几乎都在一节课（45分钟）内完成。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决定让我们再继续留校学习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是复习以前学过的课程。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一位优秀教师，他教学不局一格，很少按照教科书的进程上课，而是自己编写一些实用的应用题，启发同学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我对数学一向不喜欢，自从他在四年级担任我们班的数学教学后，我开始喜欢上数学课了。

我喜欢语文，除了老师要求背书使我头疼外，其它方面一直没有感到困难。特别是写作文。五年级时的语文课老师是个女教师，她又兼我们的班主任。上课时，她把课文讲得生动细腻，深入浅出，使我们都能够很好地理解课文的内容。她是从部队下来的，以前随夫当战地记者，后来丈夫出国在使馆工作，她就转业在学校教书。她的作文课是我最爱上的。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这和她的出色教学有很大关系，有一个学期，我的作文成绩几乎全是满分，还有些作文被选成了范文在全班讲解。

也是从那时，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得到一本新书，非要把它一气看完，放学后回家作完功课就与小说为伍，直到要去做晚饭才停下来，吃完饭就又抱着书兴致勃勃读下去。我看书一是要看书中的情节，二是琢磨作家的写作手法，感觉作家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法描绘出自己的感受，使读者通过书中的记述去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熟悉历史，这种读书的习惯就是在老师的启发下形成的。

我曾经有过一个愿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像老舍先生那样的作家。只是后来上了中学，感觉到了出身对自己今后前途的影响，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写出来了，即便是再好也不会有地方出版的。

小学五、六年级放学后不用排队回家，上课的时间也改成了全日制，下午的时间基本是自习，所以功课已经在学校做的差不多了。放学时，我们就三三两两的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回家。

胡同中间原来是一座庙宇，后来被部队占用，拆建成了兵营，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时，部队开展了“大比武”，经常看见战士在胡同里练习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也许那时住的是通讯兵，所以经常有战士夹着成捆的电线在胡同里练习布线。有的战士不用任何器具，抱着电线杆手脚并用往上爬。刚开始，我还觉得很好玩，站在一旁观看，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不再注意那些军人了。一天放学回家，看见一个战士在练习爬线杆时，胳膊被木头线杆剌破了好长一道伤口，鲜血顺着手臂往下流。看见他血迹斑斑的胳膊，觉得从心里往外疼，闭上眼睛赶快跑了过去。

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三人外出也必须排成队。有时放学，看见外出归来的战士排队往驻地走，我们就跟在后面，扭着屁股甩着胳膊，学他们走路的样子。走在前面的同学大喊：“解放军叔叔好！”走在最后的军人回过头说：“小朋友好！”我们却齐声大喊：“过年别让耗子咬。”喊完就一轰而散。身后传来一片怒骂。我们站在远处哈哈大笑。上过几次当后，那些军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再也不理我们了。部队经常换防，所以每次换防后，我们都要与新来的军人开同样的玩笑。

那时部队很注重军人的军风纪，我常看见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在街道上巡逻，主要是检查部队星散人员的军风纪。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一个军官被值勤战士叫住，只是因为他衣服口袋的舌头没有放平，有一小部分翻在了里面，值勤战士记下了他部队的番号。上衣的风纪扣是绝对不许敞开的。不像现在，居然还有士兵把衣袖卷起，露出半截胳膊在街上甩着手闲逛，而荷枪实弹在街头巡逻的值勤战士注意的是市民。

1962年全国掀起了学雷锋运动。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先是从部队开始，后来延及地方。学校动员大家做好事，从小培养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精神，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小队会上大家讨论如何把学雷锋运动落实到行动上。我提出了去北京火车站做好事，帮助车站打扫卫生。同学们一致赞成，就派小队长去车站联系。火车站的负责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周末，我们打起队旗，排着队走到北京火车站。大家拿起扫帚、拖把在候车大厅干起来。其实，大厅里专门有负责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用不着我们去帮助，但是在全国上下都要进行的学雷锋运动中，这种形式还是有必要的。在打扫卫生的同时，如果遇到年纪大，行动不便，行李多的旅客，我们还主动帮助他们拿行李，一直送到火车上。车站的剪票员也不查我们的站台票。

雷锋的另一句话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假如我们送上火车的是一个农村的地主；假如我们帮助的是过去的资本家，按照当时的理论，我们就是在帮助了阶级敌人。这些问题是没有人去想的，看见有困难的人就要帮，这就是“助人为乐”，而帮助了阶级敌人这个想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时时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才有人提出来的。

社会上潜在着一种骚动情绪，似乎人们的心中都那么不塌实，也许是一种预感，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过了几年安静日子，千万不要再来什么运动了。“四清”还只是在农村，但也许会影响到城市这也说不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的嗅觉变得异常灵敏。

一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大队辅导员康老师到我们上课的小楼来，他找到我们班上的红领巾大队长，对他说：“你准备一下，下午去广播电台。”正巧我从旁边路过，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事，我去行吗？”这只是由于平时和康老师的关系很好，随便开的一句玩笑，谁想到，康老师却立即说：“行呀，就让你去吧。”然后对那个同学说：“你参加这种活动的机会很多，这次就让他去吧。”那个同学很痛快就答应了。可是我家穷，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少先队活动要穿白上衣，蓝裤子，我的白上衣太小，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后来还是那个同学帮助了我，他把自己的衣服借给我穿。

参加的活动是学校“安业民工作组”与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座谈会，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组组织的。

安业民是在一次与国民党空军作战时牺牲的。我姐姐所在的班里，有几个同学自发成立了“安业民工作组”，并与安业民生前所在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后来，他们毕业了，这个小组就挑选出一个应届毕业班来接替，我们班是当时学校的安业民班。

王海是朝鲜战争时的空军飞行大队长，在朝鲜战场作战时，一个人打下美机九架，其中有号称美国王牌飞行员的戴维斯。王海在朝鲜驾驶的飞机后来一直陈列在位于复兴门外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他被提升为空军司令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是随便进入的，那里是国家的喉舌，它担负着宣传国家政策的重要使命。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般来说是不可能有机会迈进那个大门的，可是康老师却让我参加了那次活动，也许我比其他同样出身的孩子要幸运。

那几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容国团在取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后，学校的学生们都迷上了乒乓球，空地上出现了很多用砖砌成的乒乓球台。每到下课时间，同学们便蜂拥而至，挣抢着去打球。我的球技一般，但也能够打几下。班上有几个同学却打得特别好，成为学校的主力球员。他们常常去参加比赛。有一阵，似乎无敌于东城区其他小学。班上的红领巾大队长家环境好，家里专门有一间乒乓球室，他姐姐后来成为国家队队员。我们有时放学后就去他家打球，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外院，里面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他爷爷是部长。这个同学非常好，他并不以自己家庭的优越而高高在上，对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我们几个喜欢运动的同学经常去他家锻炼身体，在院子里练习跳高、跑步。乒乓球也是我们锻炼的项目，但是每次我都很快被“刷”下来，站在一旁看别人打。

他还学习画国画。我看见过他画的工笔画，那是一幅荷塘图，画得非常好。除此之外，他还集邮，曾经送给我好几本集邮册，那些集邮册我一直保存下来，但是其中的邮票因文化大革命而丢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其中不乏一些非常珍贵的邮票，而且是成套的。我的集邮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现在，女儿继承了我的“产业”，把我在文革后又开始搜集到的邮票全部垄断，并发展壮大，她目前有几十本邮册，五十多个不同国家的邮票。

快毕业了，全班同学都投入到了紧张地复习中。老师常常自己出题让我们做练习，锻炼我们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数学老师出的题目都很难做，有时一节课下来，只能够完成三、四道习题，而且还不一定全对。他还把中学的代数题变化了让我们做，锻炼我们的解题能力。慢慢的大家做得多了，也就掌握理解了。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什么题能难倒我们。老师很满意。

我毕业的那年，考试采用了新方法。毛泽东提出，学校的教育要“劳逸结合”，要减轻学生学习上的压力。所以，考试的办法也就相应地改变了。语文只靠写作文，其它知识不再考了。这对我无疑是个大喜讯，只要不发生什么意外，考上第一志愿基本没问题。小学生报考中学时都要填写三个志愿学校，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填写三个教学水平不同的中学。我的第一志愿是位于灯市东口的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第二志愿是位于灯市西口的北京市灯市口中学；第三志愿是一所新建校，位于内务部街的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据说这所学校是北京男二中的分校。二十五中和二中都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高考升学率极高。

一个暑假没有暑期作业，放松了许多。但是，我仍然不愉快，因为我在数学考试时太粗心，答错了两道题，第一志愿肯定没希望了。作错的原因很简单，题目太容易了。不过第二志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所学校虽然不是第一流的，但也还算是一所不错的学校。

暑期即将过去，我收到了录取通知，紧张又兴奋地拆开信封，我愣住了，是第三志愿：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