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8-完）

爸爸

爸爸原籍在浙江绍兴，父亲的曾祖父进京做官，全家就搬进了京城。清政府规定，汉人不许住在内城，所以家产就置在了南城，住在绒线胡同东头。到了父亲的祖父手里，因为抽大烟、置外室把家产败了。爸爸回忆时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一次搬家，从马路北搬到马路南，据说就是卖房，南面的房子是租的。到了爷爷这一代，有兄弟二人。大哥学过军医，一直在部队当医官，生活较好。爷爷因家里供不起上学，就在军阀混战时当了兵，在一个小军阀手下当过中尉连长。不久被大军阀打垮，他回到了北平，进了中国大词典编篡处，办公在中南海里，管理一些事务性工作。爷爷的字写得很好，全都是自学的，他善写隶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当干事，部主任是孙伏圆。促进会是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创办的，晏阳初和孙伏圆都是“五·四”以后的名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前夕，全家逃难长沙。爷爷离开平教会到江西教中学。解放后，在赣县中学教国文，“三反”运动中失踪，一直没有下落。

爸爸的亲生母亲生下爸爸后就去世了，爸爸是祖母和姑母养大的。在爸爸两、三岁的时候爷爷续娶了女人。这个女人没有文化，心地也不好，爸爸有病得不到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左耳完全听不见声音了。爸爸随全家来到长沙后不久，便考上了从南京辗转流亡到重庆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第三届学员。剧专的校长是余上沅先生。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家、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家余上沅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他为中国人民培育出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于1970年死于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代。余先生是含冤而亡的。中国现代剧作家吴祖光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35年，余先生创办国剧学校时，曾延聘了他的学生，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石蕴华（即杨帆的化名），继而受到了‘文革’的摧残凌辱，1970年因癌症不得治疗，乃至体力枯竭而死。”

杨帆一案却要从50年代初期的时候说起。

杨帆是与潘汉年定为一案的，此案轰动了当时的中国。他们两人都是老革命家，潘汉年是1934年红军长征时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初期的上海市副市长。杨帆本人在1935年的“12.9”运动中是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兼纠察队队长，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们于1955年被捕，在经过了长达八至十年的“预审”后被判长期徒刑。

余上沅先生一案于潘、杨二人获得平反后真相大白（1982年）。

爸爸在国立剧专时正逢全国抗战的年代，剧专云集了全国文艺界的优秀人物，并为国家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用的专业人才。这些精英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等地，其中有很多现代知名人士，如教师里有：曹禺、焦菊隐、吴祖光、徐悲鸿等人，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学员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谢晋、张瑞芳（旁听生）、赵蕴茹、石联星等人。爸爸学习的专业是舞台美术。

爸爸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任首都剧场副经理、人艺后台主任、道具工厂厂长等职务。是戏剧大师焦菊隐导演的话剧《虎符》时的舞台监督。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一位日本舞台技术专家序井市朗看完戏后，曾向爸爸请教剧中令人不可思议的神速换景问题。三十年后《茶馆》访日，序井先生还向人打听爸爸的现状。

爸爸的右派帽子是63年前后摘掉的。那时他已被北京人艺开除了工职，所以只能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评了农工级，每月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分配在果树队，每周可以回家，但是星期一必须赶回去上班。

到了夏秋之际，爸爸每次回家都要带回农场出产的水果，所以那几年里，我们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水灵灵的蜜桃，清香的草莓，各种品种不同的葡萄，还有白兰瓜。粮食困难时期开始的票证制度还在延续，什么东西都要有定量，正在长身体，所以营养明显不够，爸爸每次从农场回来都要带回不要粮票的早点给我们吃，我们称之为“打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的右派帽子又被戴上。后来在我插队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不久，爸爸被迫离开了北京，转到山西省永济县附近的伍姓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