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8-完）

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什么朋友，上届班上的一个好朋友因不在一起上课，见面的机会少了，来往慢慢就断了。第一学期上了一半时，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因得了肝炎上学期休学，病好后回到学校，因为他也喜欢运动爱打篮球，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要来了。我们俩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后来，他是我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友谊一直保持到我将要离开学校前，我们打了一架分手了，他是Z。

Z也是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清瘦，也许是大病初愈，体质不算太好。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形影不离，除了上课时的课桌不在一起，只要一下课就在一块儿玩。我们打篮球，踢足球，每天玩到我要回家去做饭才分手。班里几个同学足球踢得很好。如果学校举行足球比赛，冠军肯定是我们班的。

学校地方小，体育课要到东单体育场去上。从学校到东单，如果快走也要20多分钟，因此，学校把两节体育课安排在一起上，我每次都是跑步去上课。如果体育课是在下午的两节课，我下课后仍旧留在体育场，继续玩。Z的家在体育场不远的北京市总工会大院住，我有时就去他家做功课，和他的父母也慢慢熟悉了。

学校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变化的，每一天又都是相同的。老师讲课学生听，除了课后的时间是自己的，一天近十个小时全部被学习占用了。可是这些知识大部分没有装进我的脑袋里。虽然作业完成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学完后马上又都还给了老师。我脑袋里装的是农村，是在农村劳动后的美好回忆。我甚至非常喜欢体力劳动，出一身汗，滚一身泥巴，这样在思想感情上就更接近劳动人民了，思想改造好了，我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那时就不会有人再歧视我，看不起我了。老师教育我们学好知识，将来成为科学家、作家、农学家、哲学家、医生、教育学家等等的，这些家们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类，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还要进行一辈子的思想改造。这些道理在毛主席著作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想走的道路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最好的办法。

因有些同学在上别的课时违反了课堂纪律，班主任老师在大发脾气，全班同学鸦雀无声，老老实实在听老师的训斥。那是一个下午，天气奇热，沉闷的空气使人喘不上气，天空布满了阴云，云彩的颜色阴红发暗。当老师义正词严痛斥的我们俯首帖耳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时，我突然感觉到桌椅在晃动，开始以为是前面的同学在动，可是仔细一看他并没有动，我稳住了心再感觉，突然一种恐怖袭来，我大喊一声：“地震啦！”

老师双手扶在讲台上，也许他也感觉到了，听见我的喊声，他一挥手，说：“快跑！”全班轰然一声拼命向教室外跑去。坐在窗户旁边的W推开窗子就跳了出去，我跟在他的后面也跳出去了。我们在一楼，外面不远就是操场。W后来和我一起去了内蒙古草原。

W的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老母亲守寡把他们带大，可是家里的孩子不争气，成天见面就斗气。W不喜欢这种家庭气氛，1967年时北京有一批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学生，我们就一起去了内蒙。他的命运太惨了，我在这篇文章一稿写好多年后听到了他的消息，所以修改时就在这里加上了一段。

1976年唐山地震，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正好在唐山探亲，其实她应该在头一天就离开，因为帮别人定做的裤子没有做好，所以就推迟了一天，结果就在那天的凌晨发生地震，她被埋在了一片废墟中。多年后W结婚并被调到了东乌旗当会计。有一年当年插队的同学回去看望当地的牧民，在东乌旗看见了他，据说过的还好。2000年我回国时同学们聚会谈起了W，听说他现在瘫痪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一天半夜，他骑车带着老婆回家，结果被一辆军车撞倒，老婆当场死亡，他双腿被撞断，后来就残废了。据说现在根本没有人管，生活很苦。

地震这个词虽然并不陌生，但它是不动的，是静止的，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是个名词。但是一旦变成动词后，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了真实的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恐惧真够受用一辈子。

大地像海浪般起伏，电线杆和树木像醉汉一样摇摆，房屋的门窗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古城的百年老屋随时都会在大地的颤抖中倒塌。大自然具有的巨大的毁灭力在一瞬间爆发，出现在人们安逸的生活里，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它无情地毁灭吞噬着一切，震撼着一切。人们相互依偎着，惊恐无助地目视着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大地平静了，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的正常，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很短暂，也很仓促，大地母亲只是轻微地抖动了一下她疲惫的身躯。

那是发生在1965年夏天，震中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附近。它的波及面很广，但破坏力相比十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它在预示将要降临在九亿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场更大的浩劫。老天在发出警告，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会理解天意。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大自然正常活动的必然规律。而人祸，却是由人造成的。

天气暖和了，到了夏天。这一年的夏天显得人心惶惶，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的发生。

我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学会的游泳。以前，家里不太赞成我去学游泳，一来由于经济问题，再有就是妈妈怕我游泳出事。1961年9月，毛泽东游了长江，后来还发表了他在1965年写的一首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全国轰动，掀起了一股全民游泳的浪潮。学校的体育课改为了游泳课。一时北京的游泳池发生了危机。有条件的机关、学校、工厂纷纷修建了自己单位的内部游泳池。天然水域经过整修后，建成了很多天然游泳场。就连颐和园、陶然亭等几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也允许游人下湖游泳，并建立了游泳区。故宫博物院外环绕四周的筒子河也成了游泳场。只要是可以游泳的水面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水里玩。

那几年里新鲜事层出不穷，说喝凉水能减肥，去除百病，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空腹先喝一升凉水，饭馆的啤酒升丢失了很多，被人拿回家进行凉水疗法。有人说每天大幅度甩手，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强壮身体，街道上的行人走路都使劲儿甩着胳膊。后来又有人宣传说鸡血可以健身，公鸡们全都遭了殃，身上的血被抽出来，注射进了人的身体里。学校有个同学在家是个独子，父母宝贝得不行，买来一只红脸公鸡，经常给他注射鸡血，后来此人红光满面，就像一只红脸公鸡，我真怕他哪天一不留神，突然发出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声。

人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洪荒时代，野蛮伴随着愚昧，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踉跄而行，惟恐掉在了这支思维贫乏，由我们伟大领袖率领下的革命队伍之外。革命的激情鼓舞着一群疯狂年代下造就出来的疯狂的人群，人们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愚昧地发泄着。

我当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游泳也是加强思想改造的一部分。而这样的思想改造又使我们感到精神上是多么愉快呀。

上游泳课要到朝阳门外的首都工人体育馆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虽然有公共汽车，可是我们这些学生没有更多的钱买车票。

我是在去过多次后才学会游泳的。上课时老师先教给我们一些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去练习。我在水里和同学打闹，摔摔跤，很少认真练习。我天生就不怕水，虽然不会游泳，进到水里感觉良好，所以很少喝水。有一次游泳池新换了水，我爬在池边晒太阳，看见清澈的池水中，有一个人像青蛙一样游过来，我仔细观看了一会儿之后跳进水中，居然一下子就会游了，似乎没有什么过程，以后的进步非常快。那时的游泳馆分为深水区和浅水区，只有通过了二百米游泳测验后发给游泳合格证，才能进入深水区，我很快就通过了深水测验，并且在众多测试者中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我的肺活量很大，也许是因为坚持长跑的原因，可以一口气从游泳池的一头游到另一头，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距离是五十米。

班上的同学对游泳着了迷，就连去故宫劳动时也不能够安心了。班上的纪律糟透了，老师一不注意我们就会跑走。因为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去故宫劳动，对那里的地形已经非常熟悉，三个老师看不住四十几个学生，说是去上厕所，一走就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同学之间早已约定好了集合地点，凑齐了人就穿过故宫的三大殿，出神武门，经景山东街，走北海夹道，从北海公园外墙边的一根电线杆爬上去，跳进北海公园，一出公园的后门就是什刹海天然游泳场。一个下午全泡在水里。所谓“法不治众”，每次逃跑的同学几乎占去了全班的多半数，老师也没辙了。到了后来干脆就不管了，劳动快结束时，就连几个好学生也偷偷溜走了。

秋高气爽，天气逐渐转凉，可以游泳的地方少了。到了1965年底，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灯市口大街有一个报栏，玻璃架里有每天出版的当天报纸。我每次从首都剧场吃完午饭回校路过时，都要停下来看看当天的新闻。11月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标题是用红颜色写出来的，我看了觉得很新鲜。看完文章后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么个人，并且是个清官，就像包公一样的官。从那时起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一些报纸上开始接连不断刊登了一些批判文章。自从解放后，政治运动几乎从没有间断过，多数人们是不关心的，认为那是学术方面的讨论，只限于文化界。转过年来，文章越来越多，出现了火药味。后来竟然批起“三家村”，那是针对北京市委的，直接批判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说他们在北京晚报上写的连载文章《燕山夜话》是攻击社会主义的。人们意识到事情要闹大，可是又都不知道要搞的是那类政治运动。

我仍然对这些事情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对我触及不大。闲来无事时找到一本《燕山夜话》信手翻看，里面一些文章写得很有些意思，说他们反党似乎并不冤枉。什么事都怕生拉硬拽，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如果硬往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去解释，怎么都会找出问题，但那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却要另说了。

报纸上说，要进行文化革命，还成立了中央五人领导小组。我们学生还照样上课。放学后，我一有机会就去工人体育场室内游泳池游泳。

好像是那年的五月，我从游泳池玩完了回来，直接去学校想再打一会儿篮球就回家做饭。一进校门就感觉气氛不对，校长室外围了一圈学生，圈子中间一个同学在大声讲演，他义愤填膺，慷慨陈词，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挤过去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只听的那个同学说：“别的学校早就停课参加运动了，可是咱们学校的校长却封锁消息，破坏学校的运动，我建议从今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周围的同学齐声喝彩，一致响应他提出的建议。

第二天学校果然停课了，同学们在教室里写大字报，一时洛阳纸贵，财务处存的纸全部用光了。我们几个学生就去商店买。后来又去糨糊厂拉来一大桶糨糊，专门用来贴大字报。学生写的大字报一般都是针对老师的，因为学校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劳动家庭，工人子女占的比例很大，可是他们的学业并不理想，平时有些老师说话又不大注意，在学生们中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次同学们开始反击了，把老师骂学生的话公布于众，他们说老师看不起工人阶级的后代。有一位教俄语的老师家里是资本家出身，她在一次上课时说学生是，黄鼠狼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公愤，学生要批判她，并给她起了个外号，因她姓黄，大家都管她叫黄鼠狼。还有一个男老师，也许平时在女学生面前不够检点，女学生说他是坏分子，也被批判。当然，其他老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被写上了大字报，成为学生攻击的对像。这样闹腾了一阵后，教育局往各校派了工作组，要求学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文化革命，那个带头要求停课闹革命的同学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工作组要求他写检查。所有大字报都要在短期内清理干净。我们班上的同学把从墙上撕下来的大字报纸集中起来，送到废品收购站卖了，还买回了一个足球。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期末考试了，一些学生开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可是老师却无心再上课了，学校的工作仍然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上提出要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再上课还要受到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批评了北京市市长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撤消了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为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