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小时候（4-7）

我妈妈

因为爸爸的问题，妈妈被迫退出了舞台生涯，在剧院里做一些零散的工作。　

妈妈在过去的年代一直在追求革命，她周围的很多同学和亲朋到了解放区。她原来也准备去解放区，但是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只好留在了北京。

听妈妈讲过一些过去的事情。她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封建帝王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新时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很多热血青年都在追求新生活，他们向往民主、自由、人权。

妈妈出生在1920年的北京。

妈妈的祖父在丰润县衙门当差，他的几个儿子各自挣出了一番天地。妈妈的大伯父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将军。“9.18”事 变后与天津日本浪人搞了个天津事变未成，后来他跑到满洲国的沈阳当了银行行长，日本投降后被镇压。二伯父是地主，是当地一个恶霸，解放后死于狱中。听老人 们说，他们二人与后来流亡到天津的皇室中的人关系密切。

我的姥爷毕业于沈阳政法学校。他曾经当过律师，在办过一次案后认为律师太缺德就不干了。后来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曾 经在北洋军阀时期官运至京师军警都察处副处长的要职。在此时期曾通风报信让陈独秀、杨虎等人逃脱北洋军阀对他们逮捕。还做过北宁铁路的顾问之类的事。日本 人占领北平后，他大哥的日本朋友曾找他出来当汉奸，他没答应。在那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被日本人逮捕的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说过话，把他们放跑了。

姥姥说，姥爷嗜酒，经常豪饮而归，他的脾气很坏，后来终因酒精中毒而亡。

妈妈的中学是北平师大附中，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进步青年，受他们的影响接触了“5.4”以来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翻译小说。

日本对华侵略，占据了东北三省，全国各界一致要求抗战。一天，妈妈和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玩，突然看见一个男学生满脸是 血跑进学校，他大声喊道：“我们要求抗日，特务打人了！”一时同学们群情激奋，在那个同学的带领下，纷纷走向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这就是著名的 “12.9”学生运动。那个被特务打伤了的男学生就是后来共产党掌权后身居要职的邓力群。妈妈在“12.9”运动的感召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及民族先锋队组 织。北平沦陷后，她和朋友准备去游击区，因查出有病而没能成行。那时，我的三姨因为抗婚已经跑到了山西参加了抗日战争。

妈妈没有走成，就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在一次大搜捕中“民先”组织被破坏，舅舅先去了上海，他在上海给妈妈找到了工作。

妈妈大约在1944年到达上海，在上海的塔斯社苏联之声广播电台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上海当时的左翼剧团——苦干。并参加过一些中外优秀剧目的演出。剧团实际上是在共产党控制下，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文艺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塔斯社关闭，苦干剧团也解散了。妈妈在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欧阳山尊的介绍下参加了观众演出公司，直至上海解放前夕。

妈妈和爸爸是在台湾认识的。

1947年，观众演出公司去台湾演戏，爸爸当时在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演出公司要让爸爸协助工作，爸爸在电台的事需要有人暂时接替，妈妈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从而认识了爸爸。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爸爸和妈妈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的，那天是1948年1月1日，正好过年。妈妈怀孕后反应大，就一个人回上海去了。爸 爸在过了一段时候也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们没有工作，借住在朋友家，生了我的姐姐。据说因为怀孕期间营养不好，姐姐生下来时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猫 似的。

上海解放后，爸爸妈妈参加了解放军苏南文工团。

华南地区的农村里有些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他们经常对解放军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所以全国开 始剿匪。文工团员也被分散到各个连队充当文化教员。爸爸妈妈带着姐姐无法下连队，而且当时部队经常转移，所以经朋友介绍，他们专业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工作。

那是1950年的事，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妈妈在北京人艺专演老太太，她曾经出演过很多优秀剧目，如老舍先生的《茶馆》，她在剧中扮演王掌柜的太太。还有前面说过的《龙须沟》，她在剧中扮演大杂院里的王大妈。此外还有《虎符》、《北京人》等。

妈妈从福建回到北京后，就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在导演系任教。学院就建立在什刹海旁的前海西街西侧，据说占 地面积相当于中山公园那么大，是过去的恭王府，现在那里是中国音乐学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文艺团体，但它们都 是短命的，刚刚成立不久，就赶上了全国的粮食饥荒，国家压缩经济，学院的导演系下马了，几乎连一届学员都没培养出来。为什么说是“下马”，我也不太明白， 也许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大跃进要用一日千里的速度建设祖国，就像跨上了千里马。反正是上得快下得也快，说散就散了。

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剧院领导让她负责文学组的工作，管理剧本。说是文学组，其实只有一人，既是组长有是组员。 妈妈要负责管理所有有关剧本的全部工作，联系作家，审查剧本，安排座谈会。她每天都要看专业的及业余的作家邮寄来的各类剧本，然后写出自己的意见回信。如 果剧本写得好，她还要提请剧院领导审查。剧本通过后，准备上演排戏之前的刻印工作也要由妈妈来承担。从刻蜡纸到印刷装订成册，全要在排戏之前完成，交到导 演和演员手里。妈妈工作实在太忙时，我们下课后就去首都剧场帮妈妈印剧本。一部话剧在演出前的所有有关人员要人手一册，工作量很大。油印机是最简陋的那 种，要用蘸了油墨的橡胶滚筒一张一张地印出来。有时稍微一不注意，使用了多次的蜡纸会出现裂痕，那就要重新刻版。在每一出话剧的排练过程中，妈妈都要在现 场记录导演的意图，以便搜集有关资料存档。演员不够时，妈妈还要参加演出，当然只能演群众。

妈妈体质很差，除了年轻时查出的风湿性心脏病外，还患有高血压，肝脏也有问题。虽然身上有医生开出的病假条，由于工 作太多，却不能休息。有一天，妈妈早上去上班，她推着自行车往大门走去，突然肚子疼起来，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勉强回到家后疼的满床翻滚，连连呕吐，早 晨没吃饭吐出的全是绿色的胆汁。邻居们都上班走了，周围什么人也没有，即使有人，妈妈也喊不出来。不知挣扎了多久后疼痛稍微缓解了，妈妈推上自行车从宿舍 大院一步一步走到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协和医院，经过医生检查确诊是胆道蛔虫，那条蛔虫钻进胆道后因妈妈的奋力挣扎迫使它又退了出去。妈妈住院了，总算有时间 休息了。据医生讲，也许是因为肚子里缺少食物，虫子饿了就到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因此钻进了胆道。

妈妈并没有因爸爸出了问题而离婚。这时候如果离婚了也许对我们全家是一种解脱，妈妈没有这样做。周围的压力很大，如 果还是夫妻，妻子就要因此而替丈夫分担，分担他的反党罪行，分担他的经济困难，分担他的精神痛苦。这是代夫受过，因为丈夫的问题在今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 到冲击审查。

妈妈要负担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还要按照爸爸来信中所需寄去他需要的生活用品，爸爸没钱。

那时妈妈是怎么想的，她从来没对我们讲过，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妈妈。

即便是离了婚又能怎么样，他们也曾经是过夫妻，一块儿共同生活过多年并生儿育女，这些影响不会因婚约的解除而消失。我们也还是有过这样一位父亲，不能因父母的离异而说他不是我们的生身之父。最重要的是人的良心，人的情感。不能落井下石。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就连他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的话，他也许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家庭的存在将会是那个时候一个孤独的、含冤的人的一线希望。尽管我们会因此而承担，尽管我们要因此而变成社会的“贱民”，但是我们对妈妈这样做从来没有过怨言。

“爱不是永恒的”，这是很多人喜欢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名言”。假如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亦或是说，你在爱的价值 取向上是索取的，当得不到时，或对方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时，“爱”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你的爱是一种奉献，你就不会在得不到时而不去爱。这种爱是一 种普爱，爱人类万物，爱一切生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爱的价值观。过去的中国，有一些人在自己的亲人由于政治原因落难后，就采取了极端做法，就同他（她） 脱离了关系，所谓“划清界限”，但你能忘记过去共同生活中的烙印吗，你能忘记深藏在内心的情感吗？它早已清晰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上，将会伴随你终生。

2003年3月初，突然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买了飞机票就赶回北京，可是已经太晚了，我没能够看到最后一眼。直到3月8日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时才看见了已经逝去了妈妈。

告别仪式是在八宝山火化场的菊厅进行的，妈妈安详地躺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就像以往熟睡时的样子。妈妈在参加革命前的名字是李菊萍，到了上海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了妈妈一生。

来了很多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当时北京正在召开全国政协的大会，有参加的政协委员也请了假前来向遗体告别。还有北京人艺的老同事们。

曾经在一起演过电视剧的剧组人员也相约而来，其中就有《小楼风景》和《今生是亲人》剧组。

文革结束后，妈妈演出的第一部电影是《夕照街》，以后又陆续参加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工作。如《带后院的四合院》、《小墩子》等。

后来刘心武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妈妈，标题是借用了鲁迅的“地母”一词，就附在下面了：

地母

黎频女士去世了。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我最早对她有印像，是十多岁时看了电影《龙须沟》，她和叶子一样， 演的是北京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演的惟妙惟肖，令人感觉她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只不过是被拍记录片的人偶然地把行迹拍下来罢了。后来我随年龄增长才懂得，她 们那叫表演艺术，是深入生活，刻苦揣摩，再经名导演指点，才塑造出那样浑然天成的舞台形像的。

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人艺历经浩劫后，欲重振雄风，于是刻意从剧本抓起，大概是想广种薄收吧，连 我这样的从未写过剧本，写小说也起步不久的人，他们也热情约稿。记得那时就是黎频出面跟我约。她先打电话，后来还把我约到她家去过。说实话，那时候她在我 眼里已经是个老太太，心想也难怪改做剧本的工作，这样的人，恐怕再难登台的了。黎频约稿的方式是随意闲谈，先使双方熟悉，再调动对方的编剧可能性，绝不揠 苗助长，只等瓜熟蒂落。但我这人在编剧方面实在是孺子难教，不但至今没给他们什么剧本，甚至关于在她家的交谈究竟是些什么具体内容，事后竟完全回忆不起来 了，单只记得她家临窗有盆一品红，长得实在怪，可以说是长疯了，又像树又像藤，直往屋顶上蹿。

后来，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被改编拍摄为电视连续剧，叶子被导演邀请演一角，极为出彩，那以后更多已经退休的老演 员被请上了荧屏，焕发出青春，到九十年代我的中篇小说《小墩子》被沈好放编导录摄，他告诉我基本上用的是北京人艺的班底，有已经走红的濮存昕，也有那时还 不为人知的岳秀清，还有在剧本改编上参与不少好意见的修宗迪，甚至连胡宗温、张瞳那样的老台柱也热心地来跑龙套，他顺便说到演祖奶奶的是黎频，我当时并没 怎么在意。《小墩子》播出以后，黎频担纲的一角大放异彩，外行有的来问我：“是从哪个胡同找来了这么个真婆子？”内行赞誉的不少，比如林大哥斤澜，他不仅 是小说大家，也是剧作家，本身也登过台的，就跟我说，黎频的祖奶奶真不得了，坐在那破藤椅上，破蒲扇那么一摇，哼那么一声，角色立马就活了！看样片的时 候，好多人跟我说，最好再写个《小墩子后传》吧，惟独黎频跟我说，最好再写个《小墩子前传》！原来，是因为小说里写到，早年祖奶奶的情人因为没能娶上她， 赌气在她嫁去的那家的门外，栽了棵臭椿树，后来那树蹿高变粗如巨帐，电视剧的场景里也出现了这么一棵树，这个细节读者和观众未必那么注意，但黎频为了塑造 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像，显然一直追溯到小说与剧本之外，从生活和情感库藏里去挖掘可利用资源，心中甚至已有了“前传”的轮廓，这仅体现出了可贵的敬业精 神，也说明她那样的演员有着多么厚实而灵动的修养。

《小墩子》以后，黎频一部戏接一部戏地演，是戏瘾太大，还是导演们不能放过她这样的“现成活祖母”？她偶尔跟我联 系，几次是为了帮她哥哥李德伦找到我，德伦大师去世后的追思音乐会，票是她给的，我和爱人去听，遇见她，她说我写的那篇关于她哥哥的“从忧郁中升华”，德 伦大师很看重，病危时亲自编定一本谈往论艺的书，嘱咐此文一定要收。我问她又在演什么，她说参加一部关于清末名丑刘赶三的剧，刚拍的一个镜头里，她扑倒在 地还滚出了老远，这话吓了我一跳，在那戏里她肯定又只不过是片绿叶，值当这么玩命地去演么？

没想到前两天接到她女儿电话，告诉我她以八十三岁的人生结束了大地之上的演艺生涯。鲁迅先生在悼念保姆阿长时说：“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但我以为一贯乐观旷达的黎频，到了地下也不会放弃她一生爱好的演艺事业，说不定她就会在地下舞台上，扮演 出一个仁厚然而光明的地母，使那里聚集的亡灵们，都能从精湛的艺术里获得慰籍”！

       刘心武